【观点】姬德强:正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2·19”重要讲话精神的三大实践支点

发稿时间:2021-03-09浏览次数:15

在社会主义中国,新闻舆论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业或专业问题,必须放置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纵轴,与国家、市场和社会复杂互动的关系横轴构成的多维象限中加以动态定位。基于此,理解中国的媒体制度及其变革,一方面需要国际比较视野,也就是所谓的规范性理论,探讨其中的全球和地方维度;另一方面需要整体的、历史的、关系的分析路径。

适逢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五周年,我们更需要重申讲话在新的信息传播生态中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站位、工作传统和创新精神的高度概括与精神引领,从而确保我国传媒业在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后,媒体改革能有效应对和积极融入一个以“后疫情”和“平台化”为结构性特征的新型社会信息系统,从而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其中,“后疫情”主要指向一种信息失序的常态,而“平台化”主要描述的是作为计算基础设施的商业数字平台对社会各领域的全方位渗透。

提高政治站位,把握信息生态

2014年至今,中国特色的媒体融合进程之所以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由上而下的政策推动。换句话说,也只有从党的工作全局和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才能理解这一变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深刻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等成为党和国家政策的宏观指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信息系统发生了系统性重构,一方面是以大型互联网平台为主导的计算基础设施以其渠道霸权和内容孵化能力挑战和重组了社会信息秩序,使得传统媒体在社会信息流量池中的比例持续减少;另一方面,社会的媒介化和网络化进程加快,人人媒体和智能媒体相结合,在流量逻辑的驱使下,使得以信息失序为特征的“后真相”成为新常态。始自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在限制物理流动性、提升虚拟流动性的基础上推动着“深度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正是在这个历史语境下,媒体融合被提升为国家意志,以应对这一整体性和系统性挑战。融合的目标就是要在贯彻互联网思维、重组内外部结构、提升技术应用能力的基础上,有效增加主流、权威和真实信息供给,削弱虚假信息乃至假新闻的负面影响,进而解决新闻舆论工作如何引导舆论走向和塑造正确导向的问题。因此,提高政治站位,就是要在这一变化的信息生态中坚持党性原则,在失序中重建秩序,在杂乱中重建导向,“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为党和国家的全局性工作“凝心聚力”,提供稳定的信息环境和扎实的舆论基础。

牢记工作传统,走好群众路线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有着优良的历史传统,从“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目标都是在引领构建舆论秩序的同时,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脉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永远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力量之源,而走好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成为“后疫情”和“平台化”背景下,新闻舆论工作者的重要课题,因为它直指技术迷思与市场逻辑背后的“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群众路线”走的不够、走的不好,导致了传统媒体在与新兴商业互联网平台的注意力和流量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才反向触发了国家意志在媒体融合政策上的坚决发力。当然,我们也需要破除平台神话,洞悉商业互联网平台在走“群众路线”上的偏颇性和局限性。以便利多边供需关系和打造赢者通吃的垄断者局面为目标,商业互联网平台的流量最大化逻辑将广大人民群众转化为数据产销者,在全面服务数字化乃至智能化社会的同时,也消解了公共讨论和政治议程的传播空间,为传统媒体以权威姿态、专业素养、社会关怀和技术能力再度进入以及重组舆论格局,预留了位置。因此,对于新闻舆论工作而言,一方面要认清互联网主战场对于社会信息流量池的再造作用,“从数字群众中来,到数字群众中去”,协同进行数字移民,确保不失联;另一方面,也要探索商业互联网平台的经济动能和政治倾向,识别其“用户路线”而不是“群众路线”的技术市场本质,从而做好协调统筹和借力传播,并在此基础上,继承和打造自身的开放平台,扮演好“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新平台角色。这才是全媒体、平台化或称媒体深度融合时代的“群众路线”。

贯彻创新精神,打造新型平台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九个创新要求和把握好时度效的重要论断,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这一全面、系统而深刻的论断鼓舞和指导着传统媒体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持续推动着从“相加”到“相融”的历史性变革。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级媒体先后建立了融媒体中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供给侧改革,产品种类更加丰富,信息服务更加多元;与此同时,努力打通与政务系统为代表的公共部门的连接壁垒,实现集约化和智能化的决策咨询和公共信息服务;除此之外,部分基层媒体还“八仙过海”,与所在行政区域内的文旅、贸易、教育等市场结构拓展合作,在提升自身造血能力的同时,有效促进着地方经济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各级媒体都先后迈向移动端,以及时而专业的报道、精准而贴心的服务努力赢取跨越代际的数字群众的注意力。对比媒体融合政策发布之前,中国的传统媒体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实现了跳跃式发展,虽然充满阵痛,但目标明确、路线清晰、后劲十足;中国的新闻舆论工作也借力媒体融合之势变得更加沉稳、高效和智能。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融合媒体的生产力、服务性和权威性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主流媒体的声量变得更加高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属于主流媒体的全媒体时代已经来临,而定义新型主流媒体的新修辞也可以是一个“开放平台”,因为它充满着变革的毅力和发展的潜力,也契合一个正在形成的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对于优质信息供给者和服务者的内在要求。

建党百年,历久弥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在革命战争的炮火中成长,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完善,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乘风破浪。只要牢固政治站位,坚守工作传统,致力开拓创新,新闻舆论工作就会在不断信息化、媒介化和智能化的传播环境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定的社会心理支持。也只有如此,新型主流媒体才能真正成为“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


报道转载自中国传媒大学白杨网 http://by.cuc.edu.cn/2021/0308/c1383a178554/pagem.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