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廖祥忠：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必须着力解决的三大问题

编者按：高速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加速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的时代正在到来。在此背景下，传统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理论范式、知识能力结构和责任体系亟需更新和再造，如何创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成为重大的时代课题。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廖祥忠在《现代传播》2021年第1期发表专题论文，认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需要着力解决三大问题：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系统构建，以技术为支撑实现从新闻传播理论到信息传播理论的范式转型；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全面提升，包括深刻认知民族文化和世界格局、系统学习域外知识和他者经验、全面提升共情能力和沟通水平；社会责任体系的系统再造，即应对全球传播伦理危机而需要传承的专业精神，需要提升的数字素养和需要坚守的家国情怀。同时，当下正在力推的新文科建设将有助于指导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走向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以适应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时代对国际传播人才的全新需求。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网络文化安全研究”（项目编号：19ZD12）的重要研究成果，该论文的发表对于培养适应智能媒体时代需要、更好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人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引言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正在加速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虽然降低了现实社会中物理层面的人员流动，却快速提升了虚拟网络空间内的信息流动。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和经济上的保护主义虽然造就了“逆全球化”的时代症候，但却无法压抑人类社会文明互鉴和文化交融的内在需求。全球互联互通的高速移动互联网正在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和新机制。在这个前提下，推动基于文明互鉴和文化交融的新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是哪个国家、群体或者个体的退群主义可以阻挡的。

在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传播驱动全球秩序重构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倡导者和新引擎，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需求和培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和重要。以信息传播理论为引领、以跨文化传播能力为核心、以创新社会责任体系为保障的国际传播人才，是新全球化重要的推动性力量和传播使者。打造一支优秀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将有力促进中国文化精神融入世界，驱动21世纪的新全球化行稳致远。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背景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必须着力解决信息传播理论的范式构建、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全面提升和社会责任体系的系统再造三大问题。

一、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系统构建

作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之一，新闻传播理论正在经历着从概念到理论再到方法的全面转型。从历史上来看，新闻传播理论聚焦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专业化实践，从而形成了比较垂直而系统的学科化理论体系。随着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进程的深入，新闻传播在社会信息流量池中的比例逐渐缩小，内涵更广的信息传播兴起为新的理论范畴，基于信息传播的媒介化生存社会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加速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创造着人类社会传播与交往的无限可能，为处于媒介化社会的人们提供了多元的生活空间和个性化的生存方式。在信息传播技术革命重构人类社会传播生态的背景下，在全球互联互通从线下向线上系统转移的过程中，传统新闻传播理论对当下和未来的信息传播和媒介生态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难以给予有效解释和回应。新闻传播理论转型为信息传播理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变得日益显著。面向未来社会的信息传播理论将成为全媒体背景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新理论范式。本文试图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四个维度探索这一理论范式的构建路径。

（一）本体论  

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聚焦从融合媒体到智能媒体再到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的历史进程，其研究对象要超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二元划分，关注人类社会传播从传播小众到传播大众，到大众传播再到如今的个性化传播的大转型。信息传播理论不再以媒介作为学科边界，而是以媒介作为环境，以媒介化作为学科理论范式转型的切入点。在这个意义上，融合媒体以及未来的智能媒体不仅是传统新闻传播理论话语中的媒介或中介，而且是信息基础设施和社会的操作系统，技术融合、人人融合、媒介与社会融合是其本质特征。[1]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是这个操作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可计算性或可编程性是这个基础设施的技术特征，从而驱动着一个个性化传播时代的到来。因此，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需要首先瞄准这一新技术生态，关注信息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对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的系统性影响，尤其是对传播内容边界的拓展。在这个新生态中，新闻仅仅是信息的一个构成部分，更泛化和更多元的信息将主宰人们的移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生活。

（二）认识论  

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需要立足科技思维，超越单一的技术工具主义，将技术作为理论和环境。虽然早在大众媒体时代之初，技术的向度就以机械复制时代[2]的隐喻定义着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的到来，也以无远弗届的想象加持着一个全球化电子帝国的形成。然而，高速移动互联网在全球兴起却将人类社会的媒介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信息传播技术对社会信息系统的重构也在加速进行。第一，技术作为理论应成为信息传播理论范式搭建的重要支点。这并不仅仅是对技术重要性的认知，更是对以技术为核心研究对象的相关理论的全面融合。技术哲学、网络空间安全、基础设施和平台化研究等相关理论可以用来创新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为构建信息传播理论的新范式而服务。[3]第二，技术作为环境是媒介化社会的主要表征。曾经内嵌在社会逻辑中的技术力量开始全面主导社会进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技术逻辑的中心化和弥散化是主要特征。社会正在被技术所重构，技术突破“迷思”[4]，开始全面渗透进日常生活。在过往的新闻传播理论中，技术往往被视为第二位的或者派生性的存在，也经常被放置于“技术决定论”的批判性话语中。然而，如今的信息传播技术已经超越了工具角色，成为社会的底层架构和操作系统。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技术环境的基础性作用，将技术逻辑和技术文化内化到研究的设计中，融合到信息传播理论的创新话语里。 

（三）价值论  

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需要因应新的技术趋势和内容生态，确立新的价值基点，并积极回应以科技较量和文化比拼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传播新问题。长期以来，面对以媒体融合和媒体走出去为特征的中国传媒变革，基于效果和媒介体制研究与判断而衍生的传统新闻传播理论，其服务面向和理论创新的价值旨趣一直游离不定，没有有效聚焦。一方面，这源于引入的西方传播理论的不适用性，及其对丰富而多样的中国传播实践的解释力和引导力的匮乏；另一方面，则是理论研究对实践领域的有意或无意的遮蔽，导致了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的严重脱钩，从而加剧了学界和业界的认知隔阂。因此，信息传播理论新范式的构建迫切需要确立三个新的价值基点：第一，全面把握全球范围内有关信息传播的基础理论脉络和前沿创新路径，找寻中外学界关于信息传播研究的对话合作基础，尤其是在信息传播科技领域达成更多共识，形成创新合力；第二，充分理解世界文化多样性及其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立足自身文化传统、话语体系和实践基础，推动信息传播理论的本土化创新，比如围绕中国传媒制度和传播实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中国传媒学派；第三，深刻认识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不仅要服务于以媒体深度融合为核心的中国传媒改革和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而且要参与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和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等国家战略，并最终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质而言之，在价值论层面，构建信息传播理论新范式需要树立国家站位、拓宽全球视野、包容多元文化、扎根本土实践。

（四）方法论  

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强调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尤其是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问题。面对庞大的社会数据集和以量子计算为代表的新科技，传统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正变得黯然失色，并尝试着进行自我革命。近几年来，曾经泾渭分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解释学方法论和批判的方法论正在走向深度整合，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独立性变得不再显著。基于样本的统计分析正在走向大数据方法，曾经活跃在线下的民族志方法正在走向线上和经历数据化，多种方法结合使用将成为信息传播理论研究的常态，借助技术的力量实现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的双重拓展。以计算传播学为代表的基于方法论创新驱动的理论创新正在呈现出爆发增长的趋势，传统新闻传播学走出长久以来的“内卷化”[5]态势的历史机遇正摆在面前。然而，上述的局部性创新和拓展仍然无法回应一个媒介与社会加速一体同构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搭建亟需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系统应用。

事实上，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产物，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从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系统科学、通信科学等学科汲取养料，最终形成了建制化的学科体系。然而，随着信息传播技术革命和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进程的加速，新闻传播理论面临创新乏力、解释力不足的发展瓶颈，更无法有效指导全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在新文科建设赋能学科融合的背景下，我们要意识到新闻传播学术史上的跨学科大多是在传统文科体系之内，而新文科建设则要求突破这一传统文科边界，将文科和工科的相关知识创新集纳在一起，系统回应媒介化社会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也能够助力于搭建中西之间理论沟通的新桥梁。这是系统构建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时代背景和逻辑起点。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危机频发和新全球化重启叠加的时代。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全球性或区域性文化冲突此起彼伏，民粹主义、种族歧视大行其道，传统媒体的国际传播被不断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所绑架，民族文化传承与世界文化交融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以中国为例，抗击疫情的巨大成功和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仍然无法改变部分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中国的怀疑乃至敌视态度，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对立仍然主导着国际传播的认知框架，诸多的跨文化偏见和冲突亟待解决。与此同时，虽然仍然存在着遍布全球的数字鸿沟，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全球互联互通已成定势，文化交往和文明互鉴需要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框架，进入多元主体和多维互动的立体式传播新阶段，全球传播业已成为一种全时全域的沉浸式存在，互联网上的每一个个体都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所指出的，要“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传统上“内外有别”的对外传播准则必须要调整适应到“内外互动”或“内外融合”的新语境和新常态上来，如此才能真正“打造全媒体对外传播格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6]

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需要一方面传承传统优势内容，包括信息传播理论和多语言交际能力；另一方面拓展能力范畴，既要夯实民族文化认同感和理解力，扎牢文化之根，也要懂得文化共情，实现从新闻传播到信息传播再到情感传播的重要转向，全面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有学者提出跨文化能力包含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要素[7]，而跨文化传播能力包含动机、自我和他者知识、对不确定性的忍耐力等三个关键要素[8]，也有学者认为优秀的跨文化传播者至少在认知上需要具备友好性、可信度和坚定性[9]。本文认为，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大转型的语境下，国际传播人才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升需要聚焦于认知、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

在媒介与社会加速一体同构的进程中，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边界正在进一步模糊，虚实社会同构将成为全媒体时代的社会形态。在这一新社会形态下，高速移动互联网是新型传输基础设施，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是新的内容生产力。不断智能化的全媒体环境正在以强大的算力和复杂的算法主导着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然而，缺乏系统管制、责任主体缺失的算法往往在流量逻辑的驱动下一味讨好用户，在不断生产和推荐同质化内容的同时塑造着用户对于平台的高度依赖关系，让互联网上的每一个个体都深陷在过滤泡和回声室里。除此之外，算法霸权使得人的因素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变得愈加渺小。自动化虽然大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生产力，但也异化了人机关系，使得人的主体性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互联网是人类社会作茧自缚吗？这一伦理的追问正在驱动着对责任和规制问题的系统性思考。目前，全球社会正处在一个传播伦理危机和重构的历史转折点上，也正在经历信息传播向价值传播的重大转型。

这一新社会形态和大转型呼吁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既要传承现实社会中的家国情怀和媒体责任，以坚强的政治定力和优秀的传播能力，在虚假信息、文化偏见、政治抹黑和极端情绪影响网络舆论主阵地的当下，引领夯实主旋律，积极维护国家形象和国际信息传播的良性秩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和可信的传播平台；同时，也要求国际传播人才持续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包括数据素养、算法素养和人机伦理等，以有效应对和主动把握虚实社会同构语境下，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全球性的数字伦理危机。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将2021年会议的主题确定为“社会关怀”（care），也是希望在剧烈变迁的媒介环境中，确保传播促进社会公正。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人才的社会责任体系的系统再造已经迫在眉睫，也成为虚实社会同构语境下的前沿性问题。因应新社会形态和传播大转型，全媒体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社会责任体系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处在一个媒介与社会加速一体同构、跨学科知识创新的新时代，需要即刻出发。新文科建设恰恰兴起于这一学科边界消弭、技术再造传播的新语境中。新文科的本质内涵是高等教育在面对新科技、新媒介和新平台所引发的社会新现象、新问题和新变化时的一次认知重启，是为了进一步理解当下社会并把握人类发展趋势所进行的跨界思考与专业生态重构，要坚持“人文为体，科技为用，艺术为法”，推进交叉学科融合发展。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技术强权对思维模式和教育方式的系统性革新，融合驱动与交叉创新是其动力特征，重大的知识创新将会更多出现在交叉学科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