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廖祥忠: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必须着力解决的三大问题

发稿时间:2021-01-25浏览次数:10

编者按:高速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加速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的时代正在到来。在此背景下,传统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理论范式、知识能力结构和责任体系亟需更新和再造,如何创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成为重大的时代课题。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廖祥忠在《现代传播》2021年第1期发表专题论文,认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需要着力解决三大问题: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系统构建,以技术为支撑实现从新闻传播理论到信息传播理论的范式转型;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全面提升,包括深刻认知民族文化和世界格局、系统学习域外知识和他者经验、全面提升共情能力和沟通水平;社会责任体系的系统再造,即应对全球传播伦理危机而需要传承的专业精神,需要提升的数字素养和需要坚守的家国情怀。同时,当下正在力推的新文科建设将有助于指导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走向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以适应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时代对国际传播人才的全新需求。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网络文化安全研究”(项目编号:19ZD12)的重要研究成果,该论文的发表对于培养适应智能媒体时代需要、更好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人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图片



引言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正在加速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虽然降低了现实社会中物理层面的人员流动,却快速提升了虚拟网络空间内的信息流动。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和经济上的保护主义虽然造就了“逆全球化”的时代症候,但却无法压抑人类社会文明互鉴和文化交融的内在需求。全球互联互通的高速移动互联网正在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和新机制。在这个前提下,推动基于文明互鉴和文化交融的新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是哪个国家、群体或者个体的退群主义可以阻挡的。

在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传播驱动全球秩序重构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倡导者和新引擎,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需求和培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和重要。以信息传播理论为引领、以跨文化传播能力为核心、以创新社会责任体系为保障的国际传播人才,是新全球化重要的推动性力量和传播使者。打造一支优秀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将有力促进中国文化精神融入世界,驱21世纪的新全球化行稳致远。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背景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必须着力解决信息传播理论的范式构建、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全面提升和社会责任体系的系统再造三大问题。
图片



一、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系统构建








作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之一,新闻传播理论正在经历着从概念到理论再到方法的全面转型。从历史上来看,新闻传播理论聚焦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专业化实践,从而形成了比较垂直而系统的学科化理论体系。随着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进程的深入,新闻传播在社会信息流量池中的比例逐渐缩小,内涵更广的信息传播兴起为新的理论范畴,基于信息传播的媒介化生存社会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加速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创造着人类社会传播与交往的无限可能,为处于媒介化社会的人们提供了多元的生活空间和个性化的生存方式。在信息传播技术革命重构人类社会传播生态的背景下,在全球互联互通从线下向线上系统转移的过程中,传统新闻传播理论对当下和未来的信息传播和媒介生态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难以给予有效解释和回应。新闻传播理论转型为信息传播理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变得日益显著。面向未来社会的信息传播理论将成为全媒体背景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新理论范式。本文试图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四个维度探索这一理论范式的构建路径。

(一)本体论  
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聚焦从融合媒体到智能媒体再到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的历史进程,其研究对象要超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二元划分,关注人类社会传播从传播小众到传播大众,到大众传播再到如今的个性化传播的大转型。信息传播理论不再以媒介作为学科边界,而是以媒介作为环境,以媒介化作为学科理论范式转型的切入点。在这个意义上,融合媒体以及未来的智能媒体不仅是传统新闻传播理论话语中的媒介或中介,而且是信息基础设施和社会的操作系统,技术融合、人人融合、媒介与社会融合是其本质特征。[1]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是这个操作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可计算性或可编程性是这个基础设施的技术特征,从而驱动着一个个性化传播时代的到来。因此,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需要首先瞄准这一新技术生态,关注信息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对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的系统性影响,尤其是对传播内容边界的拓展。在这个新生态中,新闻仅仅是信息的一个构成部分,更泛化和更多元的信息将主宰人们的移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生活。
(二)认识论  
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需要立足科技思维,超越单一的技术工具主义,将技术作为理论和环境。虽然早在大众媒体时代之初,技术的向度就以机械复制时代[2]的隐喻定义着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的到来,也以无远弗届的想象加持着一个全球化电子帝国的形成。然而,高速移动互联网在全球兴起却将人类社会的媒介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信息传播技术对社会信息系统的重构也在加速进行。第一,技术作为理论应成为信息传播理论范式搭建的重要支点。这并不仅仅是对技术重要性的认知,更是对以技术为核心研究对象的相关理论的全面融合。技术哲学、网络空间安全、基础设施和平台化研究等相关理论可以用来创新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为构建信息传播理论的新范式而服务。[3]第二,技术作为环境是媒介化社会的主要表征。曾经内嵌在社会逻辑中的技术力量开始全面主导社会进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技术逻辑的中心化和弥散化是主要特征。社会正在被技术所重构,技术突破“迷思”[4],开始全面渗透进日常生活。在过往的新闻传播理论中,技术往往被视为第二位的或者派生性的存在,也经常被放置于“技术决定论”的批判性话语中。然而,如今的信息传播技术已经超越了工具角色,成为社会的底层架构和操作系统。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技术环境的基础性作用,将技术逻辑和技术文化内化到研究的设计中,融合到信息传播理论的创新话语里。 
(三)价值论  
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需要因应新的技术趋势和内容生态,确立新的价值基点,并积极回应以科技较量和文化比拼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传播新问题。长期以来,面对以媒体融合和媒体走出去为特征的中国传媒变革,基于效果和媒介体制研究与判断而衍生的传统新闻传播理论,其服务面向和理论创新的价值旨趣一直游离不定,没有有效聚焦。一方面,这源于引入的西方传播理论的不适用性,及其对丰富而多样的中国传播实践的解释力和引导力的匮乏;另一方面,则是理论研究对实践领域的有意或无意的遮蔽,导致了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的严重脱钩,从而加剧了学界和业界的认知隔阂。因此,信息传播理论新范式的构建迫切需要确立三个新的价值基点:第一,全面把握全球范围内有关信息传播的基础理论脉络和前沿创新路径,找寻中外学界关于信息传播研究的对话合作基础,尤其是在信息传播科技领域达成更多共识,形成创新合力;第二,充分理解世界文化多样性及其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立足自身文化传统、话语体系和实践基础,推动信息传播理论的本土化创新,比如围绕中国传媒制度和传播实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中国传媒学派;第三,深刻认识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不仅要服务于以媒体深度融合为核心的中国传媒改革和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而且要参与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和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等国家战略,并最终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质而言之,在价值论层面,构建信息传播理论新范式需要树立国家站位、拓宽全球视野、包容多元文化、扎根本土实践。
(四)方法论  
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构建强调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尤其是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问题。面对庞大的社会数据集和以量子计算为代表的新科技,传统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正变得黯然失色,并尝试着进行自我革命。近几年来,曾经泾渭分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解释学方法论和批判的方法论正在走向深度整合,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独立性变得不再显著。基于样本的统计分析正在走向大数据方法,曾经活跃在线下的民族志方法正在走向线上和经历数据化,多种方法结合使用将成为信息传播理论研究的常态,借助技术的力量实现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的双重拓展。以计算传播学为代表的基于方法论创新驱动的理论创新正在呈现出爆发增长的趋势,传统新闻传播学走出长久以来的“内卷化”[5]态势的历史机遇正摆在面前。然而,上述的局部性创新和拓展仍然无法回应一个媒介与社会加速一体同构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搭建亟需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系统应用。
事实上,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产物,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从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系统科学、通信科学等学科汲取养料,最终形成了建制化的学科体系。然而,随着信息传播技术革命和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进程的加速,新闻传播理论面临创新乏力、解释力不足的发展瓶颈,更无法有效指导全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在新文科建设赋能学科融合的背景下,我们要意识到新闻传播学术史上的跨学科大多是在传统文科体系之内,而新文科建设则要求突破这一传统文科边界,将文科和工科的相关知识创新集纳在一起,系统回应媒介化社会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也能够助力于搭建中西之间理论沟通的新桥梁。这是系统构建信息传播理论范式的时代背景和逻辑起点。



二、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全面提升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危机频发和新全球化重启叠加的时代。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全球性或区域性文化冲突此起彼伏,民粹主义、种族歧视大行其道,传统媒体的国际传播被不断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所绑架,民族文化传承与世界文化交融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以中国为例,抗击疫情的巨大成功和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仍然无法改变部分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中国的怀疑乃至敌视态度,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对立仍然主导着国际传播的认知框架,诸多的跨文化偏见和冲突亟待解决。与此同时,虽然仍然存在着遍布全球的数字鸿沟,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全球互联互通已成定势,文化交往和文明互鉴需要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框架,进入多元主体和多维互动的立体式传播新阶段,全球传播业已成为一种全时全域的沉浸式存在,互联网上的每一个个体都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所指出的,要“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传统上“内外有别”的对外传播准则必须要调整适应到“内外互动”或“内外融合”的新语境和新常态上来,如此才能真正“打造全媒体对外传播格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6]

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需要一方面传承传统优势内容,包括信息传播理论和多语言交际能力;另一方面拓展能力范畴,既要夯实民族文化认同感和理解力,扎牢文化之根,也要懂得文化共情,实现从新闻传播到信息传播再到情感传播的重要转向,全面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有学者提出跨文化能力包含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要素[7],而跨文化传播能力包含动机、自我和他者知识、对不确定性的忍耐力等三个关键要素[8],也有学者认为优秀的跨文化传播者至少在认知上需要具备友好性、可信度和坚定性[9]。本文认为,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大转型的语境下,国际传播人才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升需要聚焦于认知、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

(一)深刻认知民族文化和世界格局  
国际传播人才的跨文化认知能力包含三个关键维度。第一个是文化自信维度,是基于扎实的文史功底从而对民族文化的深刻体认,目的是解决国际传播人 才培养中的民族文化缺失问题,如此才有对世界史多样性的开放理解,以及对超越文化差异乃至文明等级论的创新思考。当然,文化自信不是自我中心,更不是文化自大,而是对自身文化传统及其多样性和延续性 的高度认同与遵从,是“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再到文化伟大”[10]的精神轨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价值体系对理解当今中国发展道路和全球化进程的启发性是跨文化传播的基础认知能力。第二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史维度。这其中既包括对西方中心主义世界史叙事的持续反思,尤其是西方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等不平等结构所搭建的世界体系在世界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正在面临衰退,也涉及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如何结合本土的政治智慧和悠久的文化传统,探索独立自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并为处于危机中的全球化提供新的想象空间和政治经济动能。第三个是以“和而不同”为旨归的文明交流互鉴维度。长期以来,跨文化传播研究聚焦于文化价值导向或文化深层结构的比较,从而发展出“霍夫斯泰德六维度”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将人类社会的多元文化放置在二元论的框架里,鲜有超越差异寻求大同的理论旨归。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恰是在整合中国传统天下观和西方现代化理念的基础上,希望超越差异和冲突,在一个互联互通的时代寻找命运共同的连接点。因此,优秀的国际传播人才需要在认识到不同文化差异的前提下,以真诚、包容和开放的心态理解世界文化多样性,尝试着促进文化间理解,共建新式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共同体。[11]
(二)系统学习域外知识和他者经验  
国际传播人才的知识体系需要由丰富的域外知识和他者经验所构成,同时也要充分吸纳以互联网思维为代表的技术文化知识,这是全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对全知型人才的需求。第一,政治方面,要深入了解和充分学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以及历史视野中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变迁轨迹,掌握世界政治文化的多样性;第二,经济方面,要熟悉市场制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逻辑,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时跟踪全球经济发展前沿问题,把握中国与世界在经济领域活动的核心问题;第三,文化方面,要敬畏多样性和差异性,用“文化间性”的视野吸纳“他者”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经验,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精神与多元文化对话共生;第四,社会方面,要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群体在民族、种族、性别、代际和日常生活方式等方面所展现出的独特性,深入理解其中的群体动力,深化对民心相通的重要性的认知;第五,作为全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还需要充分了解世界媒体制度的多样性,从传媒的规范理论到比较媒体制度研究,都应成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必修课。面对互联网重构全球传播生态的现实,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也要跟上技术文化的转型步伐,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参与文化、共享文化和圈层文化,高度关注网络虚拟社会的构建与二次元文化等文化新阵地。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未来的国际传播人才将是二次元文化的建构者和传播者,他们的行为方式、认知方式、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将决定着跨文化传播的方向,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的成败。
(三)全面提升共情能力和沟通水平  
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需要着力提升文化共情能力和二次元沟通水平。对外传播一方面是信息的传播与知识的分享,另一方面也是跨文化的情感互动或情感传播,后者反过来会加持前者的传播效果。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是知识型的讲“好的中国故事”,涉及如何结合中国文化立场和国际受众需求组合中国故事元素;另一方面是“讲好”中国故事,超越听懂和看懂的理性主义逻辑,实现跨文化的情感共鸣,从而传递一种温度,达成情感世界的愉悦。李子柒的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的流行恰恰证明了充满人文温度和情感互动的视频作品更容易突破文化的边界,在最大化传播效果的同时也承载着跨文化共情的使命。
与此同时,随着以Tik Tok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媒体在全球市场内的快速渗透,二次元文化在国际传播中所展现出的优秀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正在得到广泛关注。未来的国际传播人才本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原住民,也是在二次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原生的跨文化传播者,更熟悉互联网思维和平台化思维[12],更熟悉如何在文化脱域的背景下进行跨文化互动。随着互联网成为全球传播的新阵地和主阵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要高度重视二次元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破界作用,着重培养以短视频、社交媒体、算法推荐新闻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能力,拓展以共享、共情、共建为特征的跨文化传播沟通能力,用符合国际受众尤其是互联网原住民接收、转发和再创作喜好的方式,创新数字内容的设计、制作、宣发和营销能力。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充分证明人类命运史无前例地绑定在一起。以信息传播和文明交流为己任的国际传播人才需要具备开放而包容的全球视野,能够用全球思维解决本土问题,用全球共情理解他者视野。只有实现从新闻传播到信息传播再到情感传播的理念和实践转向,我们才能有效促进跨文化理解,共同构建跨文化共识。



三、社会责任体系的系统再造



在媒介与社会加速一体同构的进程中,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边界正在进一步模糊,虚实社会同构将成为全媒体时代的社会形态。在这一新社会形态下,高速移动互联网是新型传输基础设施,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是新的内容生产力。不断智能化的全媒体环境正在以强大的算力和复杂的算法主导着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然而,缺乏系统管制、责任主体缺失的算法往往在流量逻辑的驱动下一味讨好用户,在不断生产和推荐同质化内容的同时塑造着用户对于平台的高度依赖关系,让互联网上的每一个个体都深陷在过滤泡和回声室里。除此之外,算法霸权使得人的因素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变得愈加渺小。自动化虽然大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生产力,但也异化了人机关系,使得人的主体性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互联网是人类社会作茧自缚吗?这一伦理的追问正在驱动着对责任和规制问题的系统性思考。目前,全球社会正处在一个传播伦理危机和重构的历史转折点上,也正在经历信息传播向价值传播的重大转型。

这一新社会形态和大转型呼吁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既要传承现实社会中的家国情怀和媒体责任,以坚强的政治定力和优秀的传播能力,在虚假信息、文化偏见、政治抹黑和极端情绪影响网络舆论主阵地的当下,引领夯实主旋律,积极维护国家形象和国际信息传播的良性秩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和可信的传播平台;同时,也要求国际传播人才持续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包括数据素养、算法素养和人机伦理等,以有效应对和主动把握虚实社会同构语境下,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全球性的数字伦理危机。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将2021年会议的主题确定为“社会关怀”(care),也是希望在剧烈变迁的媒介环境中,确保传播促进社会公正。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人才的社会责任体系的系统再造已经迫在眉睫,也成为虚实社会同构语境下的前沿性问题。因应新社会形态和传播大转型,全媒体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社会责任体系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专业精神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要高度重视如何在融合媒体和智能媒体的环境下弘扬从业者的专业精神,重组专业能力结构,重建从业者的专业权威,以确保被虚假信息和情绪聚集影响的社会大众能够重新回归到有正能量和有秩序的信息环境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需要树立两种专业精神:第一,面对以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算法推荐内容为代表的信息获取平台的崛起,专业从业者应具备更优秀的事实甄别力和信息生产力,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确保信息有序的职业操守。人人媒体时代释放了大众传播的巨大潜力,算法成为智能媒体时代的第一生产力,但两者均不能替代职业传播者为主体的媒体机构的真相和权威生产机制。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而孪生的“信息疫情”(infodemic)危机恰恰正在呼吁真相的在场和专业权威的回归。只有接受过专业教育和严格培训的信息传播从业者或称“知识生产者”[13],并与其他领域的专业工作者如公共卫生专家以及算法的生产者如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合作,才能共同成为信息秩序重建的支撑性力量。换句话说,让人控制算法,让算法传递正能量,让正面声音主导社会舆论是专业精神的核心内涵。第二,纵观历史,专业媒体人才本就具备优秀的多平台、多渠道和多终端的调整适应能力:如今在主要互联网平台上制作优质内容的人才和团队也大多来自传统专业媒体机构。这一事实表明,即便在众声喧哗和算法霸权的全媒体时代,专业媒体人才的专业能力仍然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只需要更好地认识新技术特征,更好地内化互联网思维,更迅速地调整应对策略,做好数字化、移动化和平台化转型,就可以推动主旋律主导算法,领衔守护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传播秩序。
(二)数据素养  
虚实社会同构语境下,国际传播人才除了对传统专业能力的继承与发展,还需要持续提升以数据素养、算法素养和人机伦理等为核心要素的新技术素养水平。一个超越专业能力的数据素养概念理应成为国际传播人才社会责任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数据素养指的是对大数据和云计算作为社会信息系统新基础设施的高度认知和应用能力。数据化确实可以解决人类社会转型的诸多理性和感性问题,在面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也发挥了重要的监测、预警和服务功能,更极大地驱动着媒体融合的进程和舆论环境的转变。然而,大数据本身并非无所不能。如果没有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也会产生类似侵犯隐私等社会伦理问题。传播人才需要识别和理解大数据发展的阶段性,更懂得数据化的长处和短处,以更好地指导自身基于数据的信息传播工作。除此之外,算法正在以其空前的生产力驱动着人类信息传播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但算法本身并非十全十美,既有对人的主体性的驱离,从而进一步加剧人的异化,也有偏见性或者倾向性的内容生产,在增加用户黏性的同时消解了公共讨论空间。国际传播人才的算法素养要求深刻认识到上述问题,并尝试着进行干预,合适匹配人力和算法,在发挥算法生产力优势的同时,避免产生伦理危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的“赛博格”时代的到来,人与机器的边界亦变得愈加模糊。更好地借助智能技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第一准则,但也要提升对人的主体性的清醒认识,从而在科技向善的前提下实现人机合力。未来的国际传播人才既要从政策层面积极推动相关规制体系的建立,也要从实践层面践行对人的主体性的声张,避免成为算法的奴隶。
(三)家国情怀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政策指引下,国际传播人才还应具备深厚的家国情怀。中国的崛起既是对新式全球化的重要驱动,也是自身发展动力和文化传承使然。作为专业的信息传播者和具备高水平数字素养的全媒体人才,国际传播人才要深刻认识到,包括媒体融合在内的一系列变革都是达成上述历史宏愿的重要手段。全媒体建设和智能媒体发展本身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参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乃至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重建中来。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人才所承担的是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责任。因此,既要超越单一的专业和行业身份,将自身定位在国家发展政策的大版图中,也要立足家国情怀这一民族文化之根和时代发展之魂,与国家共振、与人民共情,不忘初心。如此,全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才能真正扮演起历史赋予的关键角色。
图片



结束语




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处在一个媒介与社会加速一体同构、跨学科知识创新的新时代,需要即刻出发。新文科建设恰恰兴起于这一学科边界消弭、技术再造传播的新语境中。新文科的本质内涵是高等教育在面对新科技、新媒介和新平台所引发的社会新现象、新问题和新变化时的一次认知重启,是为了进一步理解当下社会并把握人类发展趋势所进行的跨界思考与专业生态重构,要坚持“人文为体,科技为用,艺术为法”,推进交叉学科融合发展。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技术强权对思维模式和教育方式的系统性革新,融合驱动与交叉创新是其动力特征,重大的知识创新将会更多出现在交叉学科领域。

新文科建设要求我们尽快实现新闻传播理论向信息传播理论的全面转型,为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创新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国际传播人才具备优秀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以满足建设全媒体对外传播格局建设的需要。虚实社会同构的趋势呼吁国际传播人才再造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从专业精神、数字素养、家国情怀等方面提升社会关怀水平。除此之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也是一个社会工程,需要大学联合各类社会力量共同打造一个开放、立体、多元的创新教育和实践平台。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

本文原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图片



注释:
[1]廖祥忠:《从媒体融合到融合媒体:电视人的抉择与进路》,《现代传播》,2020年第1期,第5页。
[2][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 
[3]技术哲学,聚焦于对技术的社会进程的解构,分析技术本身的政治和文化倾向,将有助于新闻传播理论突破单一的技术客观性迷思,思考技术的生产性和建构性作用;网络空间安全,致力于研究网络空间内的信息安全问题、技术解决方案和治理体系创新,将有助于新闻传播理论进入更加复杂和跨学科的互联网研究场域,拓宽对技术问题的认知;基础设施和平台化研究,关注信息传播技术的基础设施化和大型互联网公司主导全球数字平台的趋势,致力于从文理结合的角度,研究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的新特征,以及相应的组织、制度和政策问题,将有助于信息传播理论更好地与传播生态的变革相绑定。
[4]Vincent Mosco.The Digital Sublime:Myth,Power,and Cyberspace.The MIT Press,2004.
[5]李金铨:《关于传播学的新思考》,载洪浚浩主编:《传播学新趋势》,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0-09/26/content_5547310.htm(查阅时间:2020年11月5日)
[7]Sabine Mckinnon,What i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https://www.gcu.ac.uk/media/gcalwebv2/the university/centresprojects/globalperspectives/Definition_of_Intercultural_competence.pdf(查阅日期:2020年11月3日)  
[8]8.4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https://open.lib.umn.edu/communication/chapter/8-4-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competence/(查阅时间:2020年11月6日)
[9]Brain H.Spitaberg,A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in Larry A.Samovar & Richard  E. Porter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A Reader,Wadsworth,1997. p.388.
[10]姜飞、姬德强:《发展中的中国国际传播思想及其世界意义》,《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11期,第70页。
[11]李怀亮:《从全球化时代到全球共同体时代》,《现代传播》,2020年第6期,第1页。
[12]史安斌、童桐:《世界主义视域下的平台化思维:后疫情时代外宣媒体的纾困与升维》,《对外传播》,2020年第9期,第4页。
[13]龙小农:《知识生产者:记者社会角色的另一种想象》,《现代传播》,2018年第8期,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