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美国对华偏见涵盖范围的幅度、美国对华偏见对政策的影响程度、美国政治人物表达对华偏见的频率、对华偏见在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普遍度，以及对华偏见对常识的偏离度等五个方面观察，把偏见强度设为低、中、高、极高四个等级。观察结果为：美国对华偏见已经达到“极高”位置。这种偏见不仅会把中美关系引向深渊，还可能加剧国际社会的撕裂，对人类发展造成灾难性后果。偏见是非理性的，被偏见左右可能做出疯狂的举动。我们应当正视偏见的大量存在，充分估计偏见的严重性，做好应对偏见引发的疯狂举动的最坏打算和应对措施，同时，积极化解偏见，增进对话，消除偏见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潜在威胁。
一、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到文化文明，美国已经形成全方位对华偏见
许多美国的政治人物仍然沿袭冷战思维，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当作划分敌我两大阵营的首要标准；与此同时，利用冷战思维框架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仍然抱持着这样的三段论逻辑：世界上只有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和自己的制度不一样就是“邪恶”的，注定要失败。
2018年，美国政府不顾中方劝阻，大幅提高对2000亿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关税，发动贸易战。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猛烈抨击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威胁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并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这些攻击的弹药都来自一本书——《致命中国》。在经贸问题上，特朗普及其幕僚硬说是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厂、造成了美国工人失业，指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偷窃美国技术和专利的结果。这样做除了要把美国的国内问题甩锅给中国之外，他们在认识论上也受了偏见的影响。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凯润·斯金纳）
2019年5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凯润·斯金纳（Kiron Skinner）发表言说，认为中国是有史以来对美国形成威胁的白人以外的种族（not Caucasian）。斯金纳认为，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的对峙，是“西方大家庭”内部的争斗。而现在与中国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的竞争、意识形态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两种文明之间的竞争。这种明显的“种族主义”言论，即使在美国国内也受到了许多严厉批评。奇葩的是，发表这个言论的美国官员，并不是通常会引发此类争议的美国白人男性，而是一名黑人女性。在福克斯电视网上，作为一位白宫的高级官员，也是一名国际关系学者，发出这样明显的种族主义言论，说明她至少代表了一部分持这种观点的美国政客，同时也说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更为核心的文明等级论，在美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二、美国对华偏见已深刻影响其国家战略
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2019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关于香港的三项法案和决议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为了遏制中国的软实力，2017年12月，美国国会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出台了《锐实力——日益上升的专制影响》报告。卢比奥等参议员就是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受到触动，于次年1月向司法部提交了请求把中国CGTN和新华社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信函，司法部随即做出了决定。2020年初，美国又把中国的5家新闻机构定义为“外国使团”，不承认其新闻媒体性质，限制员工数量，赶走中国60名记者。特朗普政府还在反恐怖主义机构中增加了遏制中国和俄国新闻宣传的部门。在美政府部门中设立“全球接触中心”，拨出巨额经费，对付中国的舆论宣传。
在新疆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都受偏见的影响等级都是“极高”。这些都昭然若揭，此处不赘述。三、从时间频度上看，美国的政治人物基本上是在全天候发表偏见言论以美国现任国务卿蓬佩奥为例。2019年4月，在访问智利等拉美国家期间，蓬佩奥对中国和中拉关系发表不友好言论，指责中国投资有“腐蚀性”会滋生腐败并侵蚀良政，中国公司从事间谍活动以及中国不是可靠伙伴。2019年5月，蓬佩奥接受采访时表示，让美信息在华为网络上流通将造成很大风险。2019年11月8日，在德国柏林发表演讲，蓬佩奥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声称中国在敏感技术、新一代网络建设等方面采取与民主自由价值观相违背的举措。2019年12月2日，蓬佩奥在《政治家》网站欧洲版上撰文，污蔑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再次呼吁欧洲国家不要与中国企业合作开展5G建设。2020新年伊始，他又奔走于欧洲多国之间，目的之一还是阻挠相关国家接受华为等中国企业参与5G网络建设，借口还是中国威胁“公民信息或国家信息安全”。2020年1月22日，蓬佩奥在访问牙买加时称，各国应对从中国获取资金保持警惕。早前，21日在访问哥斯达黎加时，他还声称，中国“华而不实”的经济承诺往往会让贷款国产生债务依赖，并“侵蚀”其主权。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020年1月30日，蓬佩奥在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时，再次重提“中国威胁论”与5G问题。2020年1月31日，在访问乌克兰时，他无端抹黑中国与乌克兰的互利合作。2020年2月2日，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蓬佩奥与当地反华代表会见，无端指责中国的民族问题。2020年2月8日，在全美州长协会的冬季会议上，他声称，“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行动和战略意图。中国政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分析美国的体制……他们评估我们脆弱的地方，并试图利用美国制度的开放性在联邦、州等各个层面占据上风。”疫情发生以后，在世卫组织明确表示不建议甚至反对对华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后，美国第一个反其道而行之、宣布采取全面禁止中国公民入境举措，制造和散播恐慌情绪。四、从持有偏见的政治人物数量来看，已经遍布美国政参两界特朗普总统本人认为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厂，造成了美国工人失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因此发动了对华贸易战。特朗普政府的其他成员也在对中国偏见问题上如出一辙。2018年10月4日晚，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从最近的南海议题、台湾问题，到中美贸易问题，再到中国的海外投资问题，指责中国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包罗万象，全方位对中国进行指责、抹黑、妖魔化。感觉不是美国在威胁中国，而是中国快要吓倒美国了，以至于彭斯要说：美国不会被吓倒，美国更不会退缩。彭斯的演讲发表之后，对国际社会的震动很大。许多人把彭斯这篇演讲比作新时代的“铁幕演讲”，认为这个演讲预示着美国要开始搞“新冷战”了。
（美国参议院议长佩洛西）
美国参议院议长佩洛西是一个充满对华偏见的政治领袖。2019年8月，佩洛西发表声明，粗暴干涉香港问题，对香港警方最大克制的正常执法进行大肆诋毁甚至恫吓，却对“乱港”分子恶意破坏香港社会秩序、践踏法律的事实选择性失明。佩洛西充满对华偏见的言行主要集中在四个议题，分别是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经贸问题以及港台问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会对华强硬派。2017年8月16日，美国政治季刊《美国瞭望》刊发一篇对美国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的采访。班农在采访中说：“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我们两国中的一个将成为未来25至30年的霸主。而如果我们陷入其中，他们将成为霸主。”班农说：“对我来说，与中国的经济战就是一切，美国必须专注于此。”他称，如果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中继续失利的话，“那么5年后，最多10年后，我们就将面对一个无法挽回的转折点”。五、美国政参两界对华偏见，对基本“常识”的偏离度，也达到了“极高”位，已经丧失理性在前不久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甚至提出美国限制中国的华为公司，是为了捍卫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此言一出，与会者大跌眼镜。傅莹女士提问说，中国从1G、2G、3G到4G，一直在用来自西方的技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没有发生变化，美国用一下来自中国的5G技术，民主制度就会垮掉吗？难道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吗？傅莹女士的提问引发了会场热烈掌声。可见佩洛西的对华偏见，已经到了让人哄堂大笑的程度。从美国对华偏见的发生机理上看，可以看出，偏见的发生都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沿袭并强化冷战思维，划分阵营，选边站队，把中国和俄罗斯放在敌我对立的位置上，进行指责和批判。
（二）目的和动机臆断。
（三）制造耸人听闻的概念。例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修昔底德陷阱”等。
（四）把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说成是中方的金钱收买。
（五）捕风捉影，把找不到事实依据的事情说成是中国“幕后操纵”。
（六）把经济活动政治化，指认中国与其他国家正常的经济合作背后有政治目的。
（七）对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的欢迎醋意大发、冷嘲热讽。
（八）以宣战的方式，提出敌对的应对策略。
偏见是非理性的，非理性会导致疯狂！美国政府和国会现在已经到达集体疯狂的状态！这绝不是耸人听闻。试想一想：美国举全国之力打击一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并且不遗余力要挟盟友一起封锁华为，这是理性的行为吗？捏造罪名抓捕华为高管，这是理性的行为吗？对华发动贸易战，给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也带来巨大损失，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是理性的行为吗？慕尼黑安全会议，十一个议题都针对中国，这是理性的行为吗？基辛格先生警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起因却是并非不可解决的经贸冲突。现在，中美之间的问题和当时相比已经很严重。中国应当做好最坏打算。六、摒弃偏见，大国应为人类命运共同担当如果通过技术封锁、贸易战、南海军事威胁、意识形态攻击等这些手段仍然不能遏制中国，接下来该会怎样？偏见已经左右了美国，美国的对华冷战实际上已经开始。基辛格老人告诫世人，冷战让世界站到了战争的山脚下。如果美中不能管控好分歧，世界将会爆发灾难性战争。他认为中国从自身强大的视角提出发展战略，不能说是一种威胁。新的形势下，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应有新的诠释，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应正确看待分歧，加强对话与合作，努力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他表示，假如美国和中国变得非常敌对，这是无法想象的结果。“如果允许冲突不受限制地进行，后果可能会比欧洲还要糟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因为无法掌控相对较小的危机。
（基辛格与《世界秩序》一书）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正在成为现实。如果在这种世界大势面前，美国的政治精英们还抱着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构筑的世界发展格局的影像来规划世界，“民主”将失去本来的意义而成为他们的借口和偏见的来源。基辛格先生认为，民主的真正含义很难界定，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对民主有不同的解读。中国拥有数千年历史，有强大的调整适应能力，对民主的看法与美国人不同。美对华政策首要目标应该是保持两国关系和平稳定，而不是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国推行美式民主。美国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好自己的问题。美中两国应当对“世界发展演进模式的丰富性达成基本共识”。中美关系将是21世纪“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大国关系，中美两国应该携手共进，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作者简介：李怀亮，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