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疫中的亚洲互助新冠肺炎病毒席卷全球至今，已然成为人类不得不共同面对的一场全球性危机。然而对于应对此次疫情的全球行动，有评论称，“亚洲在互相回馈，欧美在互相劫抢”。这种说法未必准确，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次面临危机时，亚洲各国协作、互助的效率和成果。在中国疫情的严峻性被察觉到的第一时间，日韩等亚洲友邻，从官方到民间，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响应。1月25日凌晨，日本企业伊藤洋华堂公司就通过川航的东京-成都航班，率先将100万只口罩运抵成都。韩国外交部在1月30日表示，将向中国紧急提供价值达500万美元的防疫物资，包括200万只口罩、100万只医用口罩、10万件防护服和10万副护目镜。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作为疫情爆发后首次访华的外国元首，在捐款之外，再捐赠三万只羊。在其后的3月1日，缅甸政府也向湖北武汉捐赠200吨大米作为援助。当疫情蔓延至其他国家时，中国也从抗疫物资、医疗支援、防控经验等方面开展支援行动，与各国建立防疫机制，共同阻击疫情。3月20日，外交部长王毅同韩国外长康京和、日本外向茂木敏充举行了中日韩三国特别外长视频会议，达成了“联防联控”、“政策协调”、“交流合作”的三方共识。王毅指出，中日韩一衣带水，合作抗疫是必然选择。亚洲各国作为近邻，人员往来密切，经济、文化、商贸、技术等各方面联系紧密，利益高度融合，有着广阔的合作和共同发展的空间。在面对新冠肺炎这一共同的挑战时，亚洲各国加强合作，共渡难关，友谊和互信进一步深化，在事实上已然形成了团结协作、休戚与共的亚洲命运共同体。
亚洲近邻的龃龉与合作作为东亚最有影响力的三大经济体，中日韩之间的合作广阔，却也存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壁垒。长期以来，中韩两国有“抗日”的立场；日韩两国在朝鲜问题上有“反华”的共识；中国对于美日韩同盟和地缘政治又表示强烈抗议。中国游客在日本和韩国的不文明行为和疯狂抢购、中国与韩国在一些传统文化“申遗”等问题上的争议，使得三国间的网络舆论经常处于对立态势。萨德、钓鱼岛、关税等诸多事件，反映出邻里之间既有外交问题上的立场对立、也有经济下行压力下的竞争和对市场规则的分歧，这一切都使得中日韩之间的关系忽近忽远。放眼全球，从欧盟、非盟到北美自由贸易区，全球各处都有着各种形式的区域共同体联盟。从2002年提出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的构想，2009年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计划，到十年后的2019年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ECP），亚洲各国在推进区域合作的路上历尽坎坷。那么，为何亚洲各国在此次新冠疫情中能够守望相助，共度难关呢？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认为，相比欧美，亚洲人更信任国家、更愿意为集体利益放下龃龉共同合作。这背后，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传统，是根植于文化的力量。
亚洲共同体的文化基因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中日韩三国相继成为疫情高发地区，多年来的历史问题和现实冲突并未使任何一国以邻为壑，而是以一场抗疫物资箱上的“诗词大会”，见证了三国共度危难时的勠力同心。“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同气连枝，共盼春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些诗句随着救援物资从日本来到中国，一字一句都直击人心。在国内状况趋稳、日本需要援助时，中国以“愿岁并谢，与长友兮”、“秋菊春兰宁易地，清风明月本同天”、“信有春风通国祚，愿从滴水济时艰”为回馈。2月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韩中互为友好邻邦，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2月20日，曾出演《大长今》的韩国演员李英爱与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一同录制的视频中携手喊出“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武汉加油！中国加油！”。2月27日，中国运往韩国大邱市装载着2.5万个口罩的货车上悬挂着新罗旅唐学者崔致远“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的名句。正是这种共情，使我们恍然明白，相视一笑即可会意的默契是亚洲各国之间心心相系的文化基因。亚洲各国政府、企业和民间在各个层面上的紧密合作，源自数千年的历史传承。
东亚模式的文化解释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 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 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冲突的中心界线。”工业革命昭示着近代历史的开启，世界各国都在此后踏上了寻求本国现代化的征程。“现代化”脱胎于欧美，是一个具有鲜明欧美意识形态优越性烙印的概念。欧美始终认为西方道路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现代化模式。但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等亚洲国家分别摸索出不同于欧美且颇为成功的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神话，这些模式被称为东亚模式和中国道路。东亚各国所共有的儒家文化基因，在造就成功的东亚模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家文化重视集体、服从权威、提倡克己、崇尚奉献、强调秩序、尊重知识，这些思想和传统的综合作用是东亚模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回望疫情期间的亚洲合作，这些儒家思想和传统也正是全球抗疫中亚洲合作成效卓著的原因。东亚文化得以长期共存的智慧就在于求同存异、海纳百川，即使各不相同也总能守住和合的底线。以往的区域合作注重政治上的互信、经济上的互利、军事上的同盟，却忽视了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文化的力量。
文化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包括了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区域共同体、多民族共同体、跨阶级共同体等多种形态。在共同体思想上，中西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共同体”意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追求一种“天下大同”的目标，其本质是一种和合主义的共同体思想。而西方的思想传统则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人与神的契约关系逐渐演化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精神。因此，以往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共同体实践，通常以契约精神为内核，追求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这一套秩序在全球化近百年的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此次新冠疫情应对，却暴露出国际社会间契约合作机制的失调。此时，东亚和中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道路选择和成功示范。病毒无国界，当面对共同的危机时，文化上的共鸣展现出了超越“异域”、“异国”的力量，成为守望相助的“同气”、“同袍”。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需要重视和加强文明和文化的力量。推进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促进各种思想精粹相糅，构建属于全人类的价值认同，寻求人类的共同发展。正如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发表的《北京共识》中所说：“应对愈发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我们既需要经济的力量、科技的力量，也离不开文化的力量、文明的力量。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和世界，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文春英，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 ；
薛傲宇，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