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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遭遇病毒苦难，国际媒体何去何从？
——建构性新闻不仅仅把新闻和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当下全球面临的挑战，同时还力求探讨其潜在的解决方案。
随着新冠疫情成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人类命运被再一次紧密关联在一起。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让国际社会陷入各种失序与混乱，疫情给国际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更是让人感到前途未卜，忧心忡忡。
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国际媒体有责任就建立共识及促进解决方案的探讨重新思考其新闻理念与社会角色。然而，我们看到，一边是多国政府苦苦挣扎在抗击病毒的漩涡之中，一边是国际媒体延续着专业主义传统的新闻生产与传播理念，安身立命于信息告知与社会监督之责，甚至陷入各执己见的口水之战。价值割裂的国际媒体已然滞后于对全球性挑战的协调应对之需。
除了全球要应对病毒本身带来的挑战之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国际媒体何去何从？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中美之间关于病毒起源的外交争端，石油价格及全球股市的剧烈波动，国际交通的阻断与割裂，因偏见和恐慌引发的各类社会混乱与冲突等，这些构成了疫情的并发症；长远来看，疫情再次警醒世人，人类社会面临全球治理危机、国家治理危机及国际秩序重构、文化文明冲突等深刻的问题与矛盾。面对上述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世界各国需要协调行动，国际媒体也需重新思考其社会责任与危机应对角色。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疫情期间，国际媒体间因缺乏共享的新闻理念而带来的偏见争端有增无减。这种媒体自身携带的偏见导致媒体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众彼此愈发疏远，信息茧房效应不断显现。面对病毒传播，一些国际媒体缺乏“克制”的指责、讽刺、推卸话语不绝于耳。自媒体信息良莠不齐，国内外媒体舆论层叠交织，撕裂的舆论场已不断引发次生危机与挑战，其中，就发生了中美相互驱逐对方国家媒体驻外记者的风波。2020年初，在中国举国抗疫之际，丹麦主流纸媒《日德兰邮报》借题发挥，刊登侮辱中国五星红旗的漫画，引发中国政府的外交抗议。而“病毒国旗”事件在国际互联网上迅速发酵，被广泛分享和评论，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两极化舆论纷争。显然，在全球传播视域下，国际媒体间存在的诸多分歧及偏见已经成为构建共识与沟通对话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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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性挑战，国际媒体的惯性报道视角与反思
——媒体对于疫情的国际报道往往掺杂政治情绪，以 ‘主权国家’ 为单位的国际性媒体各自为营。
长期以来，中国的新闻理念及媒介体制不被西方国家所理解，而西方国家的媒体文化霸权也常常引发非西方国家的不满与抵制，造成国家及文化间的摩擦。国际媒体在报道全球性重大议题及挑战过程中采取怎样的新闻理念及叙事方式影响巨大。叙事的方式会影响人们对事件的看法，新闻叙事更是如此。
疫情期间，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费加罗报》及CNN、BBC等欧美各大主流媒体对中国的防疫工作进行了惯性负面报道。其中《纽约时报》等媒体对中国抗疫努力持双重标准。比如，《纽约时报》称意大利“封城”是“冒着经济风险保欧洲”，而中国“封城”是“以牺牲人民自由为代价”。
媒体对于疫情的国际报道往往掺杂政治情绪，面对全球性的挑战，以“主权国家”为单位国际性媒体仍旧各自为营，这恐怕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媒体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中承担应有的环境监测及公共协调角色。疫情报道中缺乏全球忧思意识及问题意识的新闻生产、新闻理念及新闻叙事，有可能对国际间合作应对疫情造成阻碍。例如，德国之声转发的《法兰克福汇报》评论文章《别拿中国当抗疫榜样》中指出，欧洲人不应该妄自菲薄，更不能拿中国和俄罗斯当范本；德国之声转发的《图片报》评论文章《新冠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错》，则抨击了在疫情背景下批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赞颂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观点。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媒体长期主导国际新闻信息秩序，其所秉持的以批判监督为导向、以冲突性框架为叙事模式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与中国官方媒体以正面为主的新闻实践形成对弈。中国对外传播积极正向的话语叙事及议程设置模式往往被标签化为“宣传”，该类刻板印象也造成了疫情下国际媒体间的相互指责与不信任。例如，福克斯新闻网刊发了《谁是“中国病毒”对美舆论战的主角？》，该文虽然表面上是在历数参与中美舆论战中的中国外交部三位发言人履历、相关发言及中国主流涉外媒体机构基本信息，但文字间暗含了对中国官媒对外正面传播叙事的质疑与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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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性新闻的问题解决之道与超越偏见
——大变局下，面临挑战的全球传播，呼唤具有兼容性及共识性的新闻理念。
在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下，国际媒体是否有可能采取具有建构性的叙事？
近几年，在全球传播视域，学界及媒介开始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报道事实、冲突、灾难以及引发批评、监督的“坏消息”叙事范式之外，媒体的新闻实践是否可以有其他的叙事范式选择？面对各类社会问题与冲突，国际媒体的社会责任角色如何体现？与此同时，中国对外传播也在探寻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话语及更具影响力的传播实践，以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这一反思之潮下，建构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概念首先在西方被提出并日渐形成显学。建构性新闻主张聚焦社会问题，以促进探讨新闻事件的解决方案为新闻生产的出发点，通过提供与新闻事件相关的背景及语境，为新闻涉事方及公众做出选择提供参照。建构性新闻并不是要摒弃传统的“看门狗”式的新闻范式，而是要克服新闻消极叙事范式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出追求一种积极的、具有建构意义传播效果的新闻实践。这样，建构性新闻生产的全过程都贯穿着对公众积极情感的召唤，从而避免消极叙事新闻带来的恐惧、疏离、分化、冷漠等情绪对社会化关系的分化与消解。如下图中《每日邮报》的两篇关于英国疫情报道的标题，显然《爱尔兰每日邮报》的标题《携手，我们就能拯救更多生命》更具有建构性新闻的叙事特点，召唤社会的努力，而《许多人要痛失所爱》的负面叙事则会加剧社会恐慌。
《每日邮报》:《许多人要痛失所爱》（左）《爱尔兰每日邮报》:《携手，我们就能拯救更多生命》（右）
建构性新闻倡导以积极视角报道全球重大新闻议题，如移民、环境、公共健康等问题。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建构性新闻报道关注如何指导人们采取措施避免成为被动的受害者，在给公众以希望的同时，激励社会相信合作会改变世界。值得强调的是，建构性新闻理念鼓励新闻人及新闻媒体怀揣积极的媒体社会责任，而非仅仅出于新闻专业主义，仅对媒体及记者自身职业声誉负责。建构性新闻倡导积极叙事， 从而超越新闻专业主义消极叙事带来的局限。鉴于强调灾难及冲突报道框架的消极新闻叙事往往会加剧社会的焦虑，建构性新闻则有利于鼓励公众及涉事方采取极行动。建构性新闻并不全盘否定消极叙事下的“坏消息”，而是要超越新闻专业主义消极叙事带来的局限，是对突发新闻及调查性新闻的延展及补充。藉此，新闻媒体便超越了其在新闻专业主义下的瞭望、把关、监督角色，而成为倡导者、参与者。
建构性新闻的提出在根本上是对西方新闻价值及媒体角色的重新思考。建构性新闻在欧美国家被提出及讨论，是对片面追求冲突性及负面内容为主的西方新闻报道模式的反思。建构性新闻已然作为一项新闻革新运动，在北欧国家、英国等媒体获得响应，如丹麦广播公司（DBC）、瑞典电视台（SVT）与瑞典广播电台（SR）以及荷兰的在线媒体等。近年来，BBC学院（BBC Academy）也在提倡与建构性新闻相类似的“对策新闻”（Solution Journalism）；《卫报》（The Guardian）, 《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等多家媒体对曾这一理念进行过专题讨论与实验。
随着西方传统新闻业的盈利模式受到挑战，职业新闻工作者的瞭望及把关角色也面临转型。中国新闻传媒学界也开始关注建构性新闻，虽然中国对外传媒报道有着突出的建构性特质及诉求，但不能简单地将大量的正面报道等同于建构性新闻。在全球疫情危机之下，我们也看到了西方媒体内涵建构性新闻理念的报道，如下图所示，《纽约时报》、福布斯网站、德国之声、路透社、等媒体就如何分享抗疫经验进行了建构性的报道。
《纽约时报》：《他们已经控制了冠状病毒，经验在此》（左）福布斯网站：《美国从中国及韩国借鉴应对冠状病毒经验》（右）
德国之声：《冠状病毒：中国与责任之举》（左）
《冠状病毒：应对埃博拉的经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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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性新闻本质上是一种建构性传播
——建构性新闻的问题意识、未来导向、积极叙事构成了建构性传播的特质。
透过建构性新闻，我们看到了建构性传播（constructive communication）的价值。人际交往的建构性沟通研究给依托媒体开展的建构性传播提供了富有意义的参考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聚焦问题本身原则，避免以观点代替事实原则，倾听原则，面向未来原则，对事不对人原则等。建构性传播旨在建立良好的沟通与理解的基础上，对问题的解决发挥富有建设性的告知、讨论、协调、平衡等功能。值得强调的是，建构性传播中的媒体作为参与者需要有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的共同目标。
建构性新闻的问题意识、未来导向、积极叙事、开放性与包容性也构成了建构性传播的特质。建构性新闻是面向未来的新闻。这也使得建构性新闻有别于突发性新闻及调查性新闻。突发性新闻报道强调时效、戏剧性及冲突性，媒体的角色更像警察；调查性新闻旨在对发生的问题进行问责，以评判性叙事为主，媒体的角色如同法官；而建构性新闻媒体的角色是协调与参与，聚焦于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与调查性新闻的“往后看”模式不同，建构性新闻超越了“提问+问责”这一维度，倡导“向前看”的新闻生产，即在厘清现有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关注问题的“未来解决之道”并促进各方共识的达成。这样，新闻生产从追问“为什么”转到探讨“怎么办”。
建构性新闻与突发性新闻、调查性新闻比较示意图（来源：https://constructiveinstitute.org/Constructive-Journalism/Constructive-Journalism）
建构性新闻具有鲜明的开放性，这也为其在国际传播中的运用及对话预留了空间。建构性新闻的提出虽源于西方国家，但其在理念上有“弱西方化”的特征。建构性新闻的开放性的框架在不同社会语境下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也为不同国家媒体寻求符合社会观照的建构性新闻本土实践提供了可能。过去的几年里，作者围绕建构性新闻就中国对非传播、中非媒体比较、非洲媒体发展开展了系列研究。其中，通过实证研究比较了BBC及《中国日报》对非洲埃博拉病毒的报道。研究发现，虽然《中国日报》在涉非议题中比BBC更多地使用建构性新闻，但两家媒体在疫情报道中均使用了建构性新闻叙事框架，建构性新闻对开展健康传播、发展传播等具有积极意义。建构性新闻的中性或偏积极的中立价值取向，使不同国家及不同所有权的媒体均可践行建构性新闻。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建构性新闻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我们会发现，该理念强调的是媒体的社会建构意义以及媒体塑造周围环境的正向影响力。这对国际传播应对全球性挑战尤为适用，也为超越以媒体所有权为框架讨论新闻生产提供了新闻的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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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显然，建构性新闻本身及其提出富有“远见”性，它是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下“未见”的媒体叙事及媒体责任的纠正与超越，也为促进国际媒体在应对全球危机中讨论“未见”之策提供了可能性；求同存异，不同媒介体制下的新闻报道有可能重新发现彼此“未见”但却有可能共享的新闻价值。新冠疫情还在延续，重大国际问题层出不穷，全球秩序的重构暗流涌动，国际媒体的全球问题意识与危机意识也必然要随之加深。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倡导积极叙事及媒体的社会责任，建构性新闻这一理念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张艳秋，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非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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