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疫情时代的预测是非常多元的，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甚至主导性的框架。很多还得看运气。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全面而认真地思考，疫情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什么将会发生的每个个体和每个群体身上。
三种一般性论断
第一，也是最简单的，世界将会照旧如初。对人类来说，新冠病毒只是一段令人伤感的记忆。疫情并不会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比如政治倾向。因此，当下的世界格局将会延续。在这个论断下，世界将会变得不同仅仅是一种猜测。第二，疫情之后，世界将变得显著不同。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开启，二十世纪的瘟疫将会永远逝去，一个清朗的世界格局变得可期。第三，同样简单，但是也充满可能，即世界范围内将经历各种变化，但是在哪里，需要多长时间，如何展开，仍然是很难决定。
后疫情时代的信念
人类将史无前例地拥有一种“全球文明的不安全感”，也是对人类优等论的怀疑。因为疫情所呈现的，是人类对这种力量的无能为力和难以控制。一些核心的社会制度，比如政治和经济将瓦解。人们发觉进入了自己并不熟悉的价值范式。传统的伦理观和价值观都遭到重要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共同价值”的概念仍将演化，但会变得更加去政治化。许多人也将转向宗教来寻求保护和指引。
传播与公共行为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际传播的需求将会逐渐减少，虚拟传播的重要性将会上升，就像它正在发生的那样。隔离结束后，人们也许在短期内渴望面对面的交流，但最终会变得更加漠视彼此，人与人的距离将会变得遥远。由于隔离政策的实施，人们的一些交往习惯也会发生改变。比如，在见面时，很多人会拒绝握手或亲吻脸颊，公众的聚会也会减少，人类关系的本质将会因此发生变化。疫情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公众会保持对大型集会的担忧。当然，作为对隔离政策的反叛，年轻人会更加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包括政治活动。在一些国家，很有可能的是，公共节日的举行将会被作为疫情最终结束的符号。
隔离政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可能会有两个极端的趋势：第一，更亲密的家庭关系；第二，许多家庭会习惯于分开的生活状态。一些社会学家预测，离婚率将会显著上升。在一些国家，当局把隔离看作一个民众休整的绝佳机会，而另外一些人认为，生活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就像在新世纪的修行，是一个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的时候。
疫情之后的政治风向
欧洲和北美将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地区。在这些富足的地方，疫情的灾难性后果更加明显。地方社区根本没有做好疫情到来的心理准备。西方文明的脆弱性暴露无疑。守着文明优先论的西方瞬间感到了自身的孱弱。包括欧盟、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也在疫情中暴露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在整个链条中的弱连接角色。比如，塞尔维亚对它的西方伙伴的失望。民族国家成为控制灾难的主要力量。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民族国家范式将会继续存在并发挥重要功能，而扮演集体决策角色的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将会下降。因此，在21世纪，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精神和实践将会变得愈加相关。在这个背景下，联合国将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遭遇权威性危机。比如，美国一开始就试图放弃联盟间合作而自行抗疫。超级大国面对抗疫战争的准备不足让人们大失所望。逐渐地，合作抗疫的有效性凸显，开始重回人们的期待之中。另一个崩塌的理念是全球主义，它由美国发展出来，并用来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在欧洲人眼中——至少是部分人中——一个重要问题慢慢浮现在眼前，即怎样的制度更适合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大范围危机。批评政府和欧盟的民粹主义者会越来越多，未来也有机会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作为结果，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政治秩序的转型即将发生。除此之外，新冠病毒在移民中间的散播也会加剧这一政治转型进程，比如在欧洲导致族群之间和宗教之间的隔阂。 在抗击疫情方面，中国制度表现得比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等更加可靠。中国也致力于帮助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许多国家抗击疫情。这一人道主义的做法将在公众中间增加中国形象的好感度。俄罗斯抗击疫情的方式也非常重要。在努力在国内抗击疫情的同时，俄罗斯也帮助其他国家，比如中亚国家和摩尔多瓦，以及派出15架飞机和医疗小组援助意大利。所有这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只有努力变得更好的制度。对包括东方和南方的国家（如欧亚和非洲），也就是非西方世界来说，对这一灾难级别的认知相对比较低。由于历史、文明和地理等因素，非西方国家处理危机的形态各有不同。由于发展相对滞后，这些国家民众的物质损失可能相对较少，所遭遇的伤痛也可能轻一些。但是，我们依然无法轻易预测，这些情况是否会变得更加捉摸不定，比如在非洲，如果病毒大面积传播，会发生什么。
最后
对于新冠肺炎病毒对世界的影响，我们也许不能过早给出任何结论。这一过程还在继续，每天也都在快速变化。与很多记者和专家的预测相反，我认为，人的表面行为会变，但本质不会变。一些趋势其实在疫情前就出现了，是疫情加速或延缓了它们。更重要的是，长期或短期来看，它们各自的后续影响是什么。新冠肺炎疫情必将影响世界格局。民族国家将维持核心地位，国际和政府间组织的角色（包括联合国）将会削弱，公众的不信任感也将会上升。也许，公众的角色、人道主义者和科学机构的重要性将会提升。双边关系的价值也会获得更多认可。声讨美国霸权的声浪也会加强。最后，面对公共威胁的人类社会，感受到了自身的脆弱，也会更加关心气候变化等议题，否则，新的灾难会接踵而至。作者：Alexey Malashenko，文明对话研究院（德国）研究员，曾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编译：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文明对话研究院（德国）程序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