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扶贫故事的对外传播有着兼及内外的丰富的内容源和广泛的传播伙伴，讲好中国的扶贫故事是“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重要途经”，也将在积极参与联合国为平台的消除贫困全球对话的同时，助力中国国家形象的进一步提升。中国扶贫故事的对外传播有着兼及内外的丰富的内容源和广泛的传播伙伴，讲好中国的扶贫故事是“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重要途经”，也将在积极参与联合国为平台的消除贫困全球对话的同时，助力中国国家形象的进一步提升。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扶贫的世界意义
在全球减贫事业中，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行动者和贡献者。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在自力更生和国际援助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解决了8亿多人的脱贫问题，占1980年代以来全球减贫数量的75%以上，有力地平衡了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格局，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2013年以来，依托“精准扶贫”的创新政策，中国计划在2020年底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进入小康阶段。这一“一个都不能少”的包容式发展政策给以弥合鸿沟为使命的世界减贫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模式。通过对外援助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式，中国正在将自身的扶贫经验和创新模式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世界各国，携手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齐努力、共同脱贫。
因此，中国扶贫故事的对外传播有着兼及内外的丰富的内容源和广泛的传播伙伴，讲好中国的扶贫故事是“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重要途经”，也将在积极参与联合国为平台的消除贫困全球对话的同时，助力中国国家形象的进一步提升。基于贫困的多维内涵和扶贫传播的概念，本文将探讨如何通过创新话语和媒介策略，搭建中国扶贫故事的国际对话和跨文化解释空间。
贫困、扶贫与传播
贫困是什么？扶贫与传播的关系如何？这是贫困研究的关键，也是扶贫传播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阿马蒂亚·森提出了“贫困”概念包含的两个要素：贫困的识别和贫困的总体映像。除了生物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可识别性标准，贫困还与贫困感、参照系等有关，加总之后就是贫困的总体映像。这一“多维贫困”理论对我们思考贫困问题的复杂性非常重要。贫困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涉及教育、健康、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多种维度；在不同的发展和社会语境下，减贫也就有着不同的优先级和策略考虑，乃至话语差异。比如，一项来自英国的调查结果显示，单纯的收入标准已经无法衡量贫困在社会中的认知状况，应该加入机会、志向、参与社会的能力等多个维度。再如，中国更侧重利用农业自身的发展，推动工业化进程，以及借助信息与传播技术革命来实现减贫。另外，在政策话语乃至民间话语中，中国更愿意采用“扶贫”的概念，虽然与“减贫”是近义词，属于同一范畴，但却内含着一些本土化的伦理特征，是“帮扶+减贫”的概念糅合。在这里，抽象的国家、具象的政府和企业、发达的地区以及富裕的社会群体都有着道德上的责任来参与减少贫困，从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扶贫，在科学方法和策略之外，也带上了丰富的社会想象和社会动员色彩。所以，中国的扶贫话语绑定了独特的家国叙事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扶贫当作行为和过程，减贫或脱贫看作结果。下文的应用大多基于这一区分。
如果贫困和扶贫的概念是多维的，那么其中涉及的传播问题相应地也是多维的。至少有四个传播向度与之有关：与“贫困”有关的是信息/知识、组织、表达和情感，相应地，与“扶贫”有关的是信息传递/知识散布、组织传播、对话沟通和情感动员。如上所述，如果把贫困和扶贫放置在国际或跨文化语境中，还涉及地缘政治、政治制度、文化价值、社会组织等多个因素，从而给超越国境和文化边界的扶贫传播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中国扶贫的对外传播大多以信息传递/知识散布为主导模式，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促进扶贫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和公用，亦即遵循了创新扩散这一经典的发展传播学理论。这种模式确实能够有效实现减贫信息和知识的全球扩散，但能否真正解决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贫困问题，并借此提升受援国对施援国的认同度和好感度，还是一个未待解决的开放问题。毕竟，由于贫困产生和减少的语境差异，什么是减贫传播的核心议题，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充满着争议，比如，更关注创新扩散还是声音表达，把减贫当作经济权利还是政治权利，等等。
中国扶贫故事的话语模式和传播方式
中国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全球减贫的样板。多年来，中国政府、媒体和智库也一直在借助各种媒介渠道和组织方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扶贫的故事。其中的经验和问题，也许从传播关系中的受者或跨文化传播语境中的他者角度来看更加客观。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扶贫》一书由外文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集纳了国际组织负责人、学者和各国来华访问学习人员对中国扶贫的成就、模式、经验的访谈和观感，是一本难得的经验研究资料。全书内容虽然比较散点化，但呈现出几个集聚的话语模式，可以被称为中国扶贫故事的话语模式，值得全球来聆听。这些模式包括：拒绝规范理论，不盲目照搬，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创造本土扶贫模式，比如精准扶贫；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领导和中国政府的强化治理；上下互动的、长远的、目标导向的扶贫规划，以及强有力的实施；系统性思维，用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解决贫困问题；用发展而不是救助解决贫困问题；对技术手段的高度重视；以及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简而言之，中国的扶贫进程映射的就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内嵌了中国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诸多结构性逻辑。当然，也有被访者提到了城乡不平衡的问题，但大都以成绩为主。就传播渠道或媒介策略而言，本书也涉及了三个重要方面，即借助联合国等平台介绍中国经验和模式，借助互联网分享知识和案例，和借助短期培训等增加人员往来。
为了获得更多一手资料，本文作者在所指导的外籍留学生中做了一个小范围调查。这些留学生来自非洲和亚洲，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扶贫外宣的目标对象国；同时，他们又在中国生活学习过一年左右，能够通过比较一手观察和二手资料，对中国的扶贫成绩展现相对比较全面的态度。总结他们的反馈，中国的扶贫经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领导层拥有改革的定力，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体系对扶贫提供了强力支持，并把它当作国家政策加以推行，除此之外，即便中央政府的决策是根本，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对社会大众的广泛动员也很关键；第二，减贫方式的系统化、多元化和精准化，包括对农村发展的高度重视，投资基础设施，促进地方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提供高质量教育和良好的健康服务体系，以个人或家庭而不是整个村庄或乡镇为目标的精准扶贫。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疑惑和问题，比如，中国扶贫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腐败问题，以及如何保证扶贫计划的长期性，而不是解决短期问题；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中国政府在国际合作上的透明度依然很低；面对假新闻，中国的打击依然乏力。
那么，如何就扶贫议题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来自肯尼亚的留学生认为，内容上应该侧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减贫的努力，需要更加精确、真实和平衡的视角，以及避免国有新闻媒体的那种整体性宏观框架，也不要仅仅集中在报道政府在减贫上的成绩；渠道上要更好地借助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等国际机制，或者说二级传播平台。来自卢旺达的留学生更喜欢“斯诺式”的走看谈，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中国，去找寻直接的证据，从而避免媒体的误导。“我曾经访问过延安的一个扶贫项目，当地政府在帮助人们脱贫上的努力让我动容。”因此，就扶贫故事的讲述而言，他认为需要增加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在获取一手资料的同时，也获得更多元而立体的信息和视角；另外，扶贫成绩也许是第二位的，中国需要解决的不在于展示经济和产业实力，而是如何克服人们对中国持有的先入为主的偏见。
总结而言，有关中国扶贫的话语和解读是非常多元的，也契合了多维贫困的理论视角。创新扩散式的经验介绍和分享无疑是有效的，至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但扶贫故事远不止于此。主流媒体的成绩讲述是重要的，但如何填充细节同样关键。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国内问题是否因绝对贫困人口的消失而减少，也是与贫困有关的中国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话语创新与媒介策略
基于理论、话语和传播分析，中国扶贫的对外传播需要在话语和媒介两个方面持续进行创新。
就话语模式而言，中国扶贫的对外传播需要做到四个方面的创新与反思：首先，适度降低中国贡献话语的曝光度。国际社会对中国减贫世界意义的认知已经成为常识，接下来要将话语重心转移到扶贫和减贫如何解决中国自身发展问题上来，转移到扶贫为中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上来。与对世界的贡献这一历史事实相比，中国能否解决自身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保证可持续发展，成为理解中国扶贫故事的新国际视角。换句话说，在这个加速全球化和全球高度互联的新时代，解决好中国问题就是就解决了世界问题，正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行动的认知偏向一样。其次，在涉及世界减贫和中国减贫的故事讲述中，要突出中外合作的话语，而不再强化中国中心论。一方面，突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借助国际组织的话语权威和传播网络，自然放大中国影响力；另一方面，更要突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获得中国援助和支持时的主动性或主体性，而不是继续强化单向的知识、技术和金融输出，从而再生产国际传播中的一种中心与边缘话语，以及上文中提到的中国特有的内部治理逻辑——帮扶式的救助关系。再次，在中国扶贫故事的内向化和本土化转向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下沉视角，把故事重心从宏大叙事和整体框架转换成多元而生动的案例，增加文本的亲近性和对话性，在传递信息、知识的同时，利用超越文化圈层的情感性力量获得他国受众的共鸣。李子柒视频在海外的成功可以作为这一转向的重要参考。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在这里特别强调。至少在西方语境中，贫困问题往往与种族问题深度绑定在一起。比如，早在1996年的一篇题为《美国的种族与贫困：公众误解与新闻媒体》（Race and Poverty in America: Public Misperceptions and the American News Media）论文就显示，美国公众大多夸大了非洲裔美国人在贫困人群中的比例，而这种误读导致了他们对福利分配政策的反对；另外，美国电视网也大多把贫困与黑人联系起来。这些种族主义的认知框架往往成为影响贫困问题公共讨论方向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扶贫的对外传播需要具备敏感的种族主义意识，尤其是在涉及非洲等地区的报道和讲述时，避免陷入种族歧视，这一无法轻易走出的话语漩涡。
就媒介策略而言，中国扶贫的对外传播首先需要认真维护国际传播伙伴网络，充分借助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东盟等国际组织和机制，进一步借船出海，拓展中国扶贫故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其次，充分利用国内外大众媒体平台，在强化节目和内容落地的同时，用创新话语讲好具体而生动的中国扶贫故事。再次，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技术优势和传播潜能，通过打造“信息门户+知识共享”的模式，比如已经建设的“中国扶贫在线+南南减贫知识分享网站”，提升中国扶贫信息的透明度和中国扶贫故事的开放度，以鼓励各国受众各取所需的方式，提升其参与传播中国故事的主动性。当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提升此类网站的全球到达力。目前可以借助的渠道有两个：第一，通过与搜索引擎公司合作，加强算法推荐搜索结果的力度；第二，以整体形象推广、事件营销或者单个故事发布的方式，充分借助社交媒体的网络化传播效应，滚动增加用户关注度和粘附力。最后，需要补充的是，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现代大众媒介和移动互联网仍然没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普及。因此，在人力可及的范围内，中国的扶贫故事还需要利用一些传统的传播方式，借助记者、学者、专家、学生、游客等多样化传播主体来讲述经验和获得认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多级政府主导模式不同，减贫问题大多依赖社区的主体性，有着分散、多元、复杂的组织特征。中国扶贫故事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真正落地，自然需要社区这一信息接收、过滤和重组机制的参与。因此，中国扶贫的对外传播要高度重视社区内部的信息组织和传播治理方式，找到关键节点和合适的对话方式，建立信任，打造有关贫困和减贫问题的解释共同体。
参考文献
1.见联合国官网：https://www.un.org/zh/un75/issue-briefs
2.《2019年全国扶贫宣传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官网：http://www.cpad.gov.cn/art/2019/4/29/art_624_97381.html （查阅时间：2020年2月28日）
3.[印度]阿马蒂亚·森著：《贫困与饥荒——论权力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34页。
4.Suzanne Hall, Katrina Leary & Helen Greevy (2014), Public Attitudes to Poverty,https://www.jrf.org.uk/sites/default/files/jrf/migrated/files/Attitudes_towards_poverty_full.pdf
5.参考Tacchi, Jo A. (2006)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overty and Voice. In Mapping the New Field of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5-8 July 2006,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6.《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扶贫》，外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7.Martin Gilens (1996), Race and Poverty in America: Public Misperceptions and the American New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ume 60, p.515.
本文原载《对外传播》2020年第3期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闻传播业历史与现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JZD042）
作者简介：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国际传播分会副主席，德国文明对话研究院程序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