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和Remix计划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协办的“后疫情时代的影视业发展与对外传播格局的变革”学术对话会成功在线上举办。来自四所大学的八位学者就新冠肺炎疫情对影视业的影响以及国际传播格局的相应变化进行了分享和对话。本次活动也是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举办的系列高端学术对话会之一。
（合影）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院长李怀亮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立足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从国际传播格局、视听行业变化及技术发展三个维度来考察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了国际传播格局和媒体行业市场，影视行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而云端生活成了如今的一种常态。这既促进了连接，也造成了断裂，我们需要开展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探讨。
随后的研究分享来自四所大学的六位青年学者。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常江带来了题为“作为文化的流媒体：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视听新生态”的分享。他重点关注流媒体与未来的电影行业。以《花木兰》在流媒体形式上的放映等为背景切入，常江老师认为流媒体对电影业意味着从放映到流播的行业转型方向、内容生态的深度媒介化和数字技术的可供性导致的文化偏向。他初步观察到电影叙事、美学和话语体系的重组，数字电影文化新生态，以及电影行业主导权向科技力量让渡。因此，流媒体电影美学体系在时空维度、创作趋势和审美类型等方面正在经历重构。流媒体电影产业的内容将会作为其发展的核心战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流媒体电影文化是内省和去中心化的，甚至有可能造成“审美茧房”。针对电影的流媒体化，常江老师以《囧妈》在视频平台上映为例，提出了中国流媒体电影业是否做好了理论和政策上的准备，又是否立足于自身语境，追求电影自身的公共价值的问题。最后，他认为，后疫情时代，流媒体的优先级提升，原有类型体系重构，一些小众作品可能繁荣而科技资本在视听内容行业将占主导地位。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吴畅畅副教授以“网络综艺的内卷化与青年文化领导权重建的可能”为题发言。他借助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提出“网络综艺的内卷化意味着什么”的理论问题，并以网络综艺的青年文化运动为案例进行讨论。网络综艺行业，一方面管控力度不断加强，另一方面，私营互联网机构的制作效力不断提升。其一，资本的喜好注入了网络综艺制作市场；其二，很多制作方天然地怀有一种进步主义思想，即更加关注青年人的文化偏好而在节目的制作效果上偏向他们主要面向的人群。这样的文化模式产生了极为强大的内卷化的效应。他认为，当下重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具有时代性意义，比如如何重建针对青年的文化领导权。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从传统媒体时期的“新主流”到互联网时代的“话语阶层”的转变，青年与文化领导权也存在圈层化、乐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名实二分和认同生产的方式等现有问题。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赵瑜教授的发言主题为“一种赛博化的社会交往场景：后疫情时代的视听媒介与行业变局”。首先，她指出，网红人数及粉丝规模、MCN机构数量和新晋平台流量增加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受疫情影响，视频&直播行业的渗透率在2020年6月更是达到了90.8%。其次，她分析了现有的直播模式，包括电商直播、知识直播等，比如有代表性和示范效应的头部主播——“从淘女郎到网红主播”薇娅、“口红一哥”“人间唢呐”李佳琦等，而明星也进入到了直播间，包括一些跨界主播所做的公益性质的“带货”以及抖音的“县长直播潮”等。网红/明星直播带货通过产生共情点成为了电商带货的主流模式。她认为，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较为普遍的人际疏离现象，人们总是试图寻找“当下世界的替代品”，因此，赛博世界将会作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参与世界的方式，技术物调节下的社会交往实践。参照拉图尔的理论，她提出，我们需要关注非人类因素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需要诠释社群的共同建构，并关注“私有的公开”现象。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副院长赵如涵副教授作了题为“幽默转向：后疫情时代视听行业的文化景观”的发言。她以“幽默”为线索，将视听行业中有关 “笑的社会表达”分为五个时期，分别是：1990-1995年传统综艺与情景喜剧阶段；1996-1999年的“娱乐”风尚主导阶段；2000-2010年真人秀浪潮、情景喜剧和脱口节目发展阶段；脱口秀专业化、产业化阶段，以及当下的传统喜剧、综艺、脱口秀、短视频社交媒体的自我展演的“四足鼎立”阶段。当下，视听行业的具有不同以往的特征，即原创性、再创作（盗猎）、深度参与、去封建化、媒体依赖、半去政治化、谄媚的嘲讽等。她通过研究发现，“幽默、信息娱乐化、脱口秀”的研究在国外偏工具取向，而相关研究在国内为价值取向。在对幽默文化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分析基础上，她指出当下视听行业的幽默中，媒体、创作者和表演者成为讽刺尺度的“把关人”，通过表演本身和观众的高度互动对社会矛盾进行“擦抹”（under erasure）；“幽默”是社会的刚需，视听行业也必将和喜剧行业产生更积极的联动，有关“幽默”的研究也将在社会变革中寻求一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最后，赵老师提出“中国喜剧是能否走出去，以及如何能走出去”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刘弢副教授以“疫情对影视生产与话语建构的影响”为题发言。首先，他提到了电影阅读方式的改变，包括在线阅读影评人的“云数据、更为宽泛的选题、倍速以及弹幕”和院线电影观影者的“仪式感、白日梦状态”等不同。其次，他指出，现在的电影市场存在库存吸纳，比如《唐人街探案》等和经典再现，比如《第一炉香》等的状况。而后疫情时代的影视创作新趋势，包括从商业价值转向内省思考（但恰恰是商业价值的凸显），“打卡疫情”或将成为中小公司创作的普遍现象，现实题材从“有限真实”（如阶级大同的《欢乐颂》）到“解渴真实”（如《三十而已》），温情与人性可能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创作走向等方面，而挑战审查制度的现象也将屡见不鲜（如《隐秘的角落》）。最后，他提出了“电影语言的全球化是否还在议程上？”这一关于电影语言全球化表述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姬德强教授带来了关于“平台动能：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传播格局”的分享。他以TikTok为典型代表的平台企业在技术（移动互联、短视频和算法推荐）、资本（全球本土化）、地域（从市场主义到国家主义）和地缘（“新冷战”等）等维度的研究议题为切入点，从新冠肺炎疫情与加速的平台化和平台的地缘政治与新冷战（包括在赛博主权、国家安全和技术民族主义等方面国家机器的显现）为两个逻辑起点，指出数字平台作为一种打破边界的技术市场动力，在强连接、网络效应、多边市场和赢者通吃与新全球垄断者等方面的产生变化，在设施、组织、应用和文化等层面形成了全球传播的新型基础设施。最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传播新格局可能带来平台化技术市场、社会文化多样性和更广的连接和更深断裂并存的状况。
华东师范大学毛尖教授应邀对六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提问和总结。她提出，当流媒体、小众电影、艺术美学大量呈现的时候，它的碎片化会不会带来比商业电影更大的危机？如果综艺也关乎政治的话，主体到底在哪里？在政治官僚进入农业助推和政务创新的时刻，会不会带来一种新的网络政治？“幽默”本身是否是一个文化高层级的符号，或者“笑”作为一个一般现象是否更贴合目前的视听业转型趋势？应对美国，抖音所走的每一步，是和技术民族主义更相关，还是资本的决策权走在更前台？
毛尖老师总结道，今天大家提到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后疫情时代的逆转，而是后疫情时代的加速。无论是流媒体的进入，还是青年领导权的问题，包括后面谈到的种种的平台现象，世界在这次疫情后不是被重新打造了，疫情反而是一种加速器，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之前已经做好了平台铺垫，而平台确实可能在未来成为“主战场”。在这里我也要提出我担心的一个问题：在后疫情时代，温情和人道主义的大爆发，我担心未来影视剧会陷入一个“坑”。因为疫情的爆发，温情和人道主义，接下来会大肆影响我们的电影创作，我觉得这会是商业电影中最大的危险，如果电影世界一直走这种“人道主义”道路的话，就很难会走更远。
最后，六位发言人分别回应了毛尖老师的点评，并回答了观众的提问。
撰稿 | 朱泓宇、Flan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