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发现个人的命运和城市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城市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国家的命运又和世界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我不能再只考虑自己，因为我们都同生共存在唯一的地球家园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话题，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今日，重读这句话依旧觉得意味深长，无论疫情的发生，还是疫情最终的战胜，都与我们人类乃至生物界息息相关，当下也让我们重新审视“远方”、“他人”和“自己”。
一
历经几十万年，曾一度自认为“地球主宰者”的人类却被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和病毒所威胁。眼下这场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已经形成多源多发、辐射全球的态势。这场疫情，让人类再次陷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人类，在百度词条中显示为人属下的唯一现存物种。作为生物分类中的智人，他在自然哲学著作《动物志》中被表述为与蜜蜂、蚂蚁一样的群居动物，且有共同目的和集体行动的能力。他也如同这些生物一样，很渺小、很脆弱。公元十四世纪，黑死病病毒大爆发，席卷了整个欧洲和亚洲，在此后的三百多年时间里，人类因感染黑死病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三千万人。病毒瘟疫所到之处，人心惶惶。说起黑死病（鼠疫）为什么会爆发？黑死病是怎么来的？那还得归结到人类自己的行为身上。从历史记载的资料中我们得知，中世纪欧洲人因为信仰问题大量屠杀猫类。一段时间内，猫几乎是在欧洲灭绝了，因为食物链断裂导致黑鼠大量繁殖，且没有了天敌，这为鼠疫的爆发提供了温床。当然，人们了解到了真相以后，猫又重新在欧洲大量繁殖。
随着科学医疗水平的发展和卫生知识的普及，患者可以通过治疗而康复，因此，鼠疫在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这是最典型的例子：人类玩火自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不科学的行为导致食物链断裂，病毒爆发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虽然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历史已经翻过了新的一页，但是新的病毒和危机一直都如影随形，有些甚至还隐藏和变异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在1999年的南极，科考队员从南极地底的冰层样本中发现了一种“红叶子病毒”,这种病毒的基因结构非常稳定，在冰层中埋藏了3万年依然能够被检测到基因存在活性，RNA还可以进行转录。这是人类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病毒，虽然没有发现此病毒对人类有威胁的因素存在，但隐藏在地表下其他的病毒就不一定了。可能还存在人类没有发现的病毒，它们被埋藏在永冻土下，本应永无复苏之日，但是因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冻土层中的病毒开始释放。2014年，在西伯利亚永冻土中，因为全球变暖导致部分冻土融化，科研团队发现了400年前死亡的冰冻的干尸，当他们对这具尸体进行解剖时发现在肺部有流过血的痕迹，科学家提取了样本，发现这样的症状在天花病毒感染者身上曾出现过，确认了这具干尸是因为感染天花而死亡的。但科学家检查到的天花病毒和几百年前流行的天花病毒并非同一类型。由此推断，这个病毒应该是由几百年前的天花病毒演变而来，进化出的新品种。虽然联合国已经宣布人类彻底战胜了天花病毒，但是如果天花变异进化出人类无法抵抗的病毒，那又该怎么办呢？或者永冻土下存在休眠的变异病毒，因为环境变暖、气温升高而复苏，那人类又该怎么办呢？2020年1月7日，发表在bioRxiv的论文提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科学家，在青藏高原提取的冰核样本中，发现了33种不同病毒的遗传信息，再一次证实了古老病毒的存在证据。
大规模血雪再现南极。雪之所以变红，是因为气候变暖，一种名为“Chlamydomonas nivalis”（雪地衣藻）的红色藻类入侵
据《卫报》2020年2月13日报道，巴西科学家在南极测得20.75摄氏度的新高温记录，这是南极有记录以来首次超过20摄氏度。由于冰层变薄，企鹅幼卵和企鹅幼崽常常掉进冰窟窿里丧命。这些遥远的地方，未知的病毒，还有不曾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生灵……它们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并非遥远。一次灾难的背后有一百次预警，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不过是一场森林大火，不过是一场旱灾，不过是一个物种的灭绝，不过是一个城市的消失，不过是一次……直到这场灾难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殊不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二
然而，人又不是一般动物，人有明显的政治性，这在亚氏《政治学》中得到充分解说。与一般动物完全不同的是，人的协作不只是为了生存和满足基本需求。城邦（某种意义上的国家）的发展旨在更高的、伦理上的追求，即幸福人生和友谊。人又是区别于其他物种，人是会说话的、理性的、讲伦理的动物，只有在政治、经济共同体中才能发展其潜能。它小到一个团体、家庭，大到一个国家或整个人类社会。非洲野牛很强壮，但遇到狮群时只顾逃命奔跑，最后只能成为狮子的美食。我们遇到危险时，总有那么一帮人，迎着危险而上，最终战胜危险，保护我们的家人和国家。但是，这离不开一个富有领导力的政府，一盘散沙的国家和非洲野牛没什么两样！正如马丁·雅克所言，中国政府是这样一个能够进行战略思考且能动员全社会的有效机构，除此之外，中国人希望政府在这类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并能够遵循这一领导。
对中国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已经进入倒计时，而对世界来说，这场劫难才刚刚开始。自2019年12月在武汉被发现，2020年1月底被世卫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来，新冠肺炎（COVID-19）已蔓延至百余个国家，国外确诊人数已赶超中国，全球确诊病例近逼20万，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3月11日宣布疫情在全球构成“大流行”，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病毒肆虐，且还在不停变异。疫情对全球卫生、经济、文化、政治等都造成了影响。从经济角度看，物流链被切断、旅游业停摆、股票市场震荡；从社会文化角度看，疫情的发生发展给公众造成了困惑、焦虑，乃至恐惧，随之而来的是刻板印象、歧视和污名化。
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在报道疫情时制作了一张封面图，称新型冠状病毒为“中国制造”。
病毒不仅占据了国内媒体的头条，也占据了国外媒体的头条。不同政体的国家表现方式也不同，且在疫情的不同时期，态度也迥异。从疫情刚在中国爆发时西方国家的冷嘲热讽，到目前的猝不及防，整个人类在面临一次“大考”。比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更快的是蔓延在西方媒体平台的“舆论病毒”。它的临床表现为：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仇华情绪（xenophobia）和针对中国和华人的种族主义言论（racism）。这样的报道也是遵循了西方新闻传播的框架体系。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科书中我们就能了解：西方新闻媒体是被垄断资本所控制，宣传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而西方记者自我标榜的新闻客观性是虚伪的、有欺骗性的。近期，美国国务院限期要求中国驻美媒体大幅削减记者人数，是对中国媒体记者实行“实际上的驱逐”，毫无依据和道理，是美方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打压，暴露出美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以及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霸权欺凌。疫情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人世间的善恶美丑。著名报人普利策有一段很经典的话：“只有最高尚的理想，最严谨追求真理的热情,最正确的丰富知识，以及最忠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将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的臣属、自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会利益的敌对上拯救出来。”然而在信息化时代，知识易得，可共识难求。
将疾病与民族、种族或群体相联系可追溯的历史已久，它由部分政体下的媒体培养、培育和鼓励。在中国用“人民战争”抗击新型肺炎疫情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时，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措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给世界做了个好榜样，并且为世界应对疫情赢得了时间时，却遭受外媒的质疑，猜测是中国施压，要求给予表扬。面对外媒的犀利挑衅言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丝毫不显怯懦，他表示，中国从来没有给他们施加过压力，也没有求着他们在大会上表扬。他也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做出求表扬的行为。过去不曾有，现在也没有出现，他相信未来也不会出现。对中国所有的表扬都是源于事实。武汉的封城，对中国来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对别的国家而言，无疑是多了一份安全保障。在外媒质疑中国对疫情的管控举措时，艾尔沃德表示，中国应对疫情的准备是全国范围的，人们都有这么一种强烈的信念：‘我们必须帮助武汉’，而不是‘武汉让我们落到这种地步’，驱使着他们的是对病毒的恐惧，然而，在西方世界里还有比病毒更可怕的东西存在，那就是歧视、偏见。一个美国主持人在节目中要求中国为新冠疫情道歉，一时间舆论哗然；美国主流媒体《华尔街日报》更是以醒目的标题“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刊发歧视性言论文章，引发了国际舆论界的批评和海内外华人的抗议。商务部长库德罗也幸灾乐祸地认为中国的疫情有助于制造业往美国回流。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有恃无恐地抛出“Chinese Virus”。从未真正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也如马丁·雅克所言非常复杂，他们有一种深深地自我怀疑，对世界舞台上这一强大玩家的态度变得更加严厉和百般挑剔，任何可以用来反对中国的东西都被捡了回来。疫情的发生、发展变成了他国可利用的政治武器。将新冠病毒与国家相联系搞污名化，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我们思考，消除偏见、寻求平等对话，尊重、理解、互信才是解决目前当下也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潜在威胁的良药。
目前，欧洲成为全球确诊病例国家最多的洲。欧洲在努力控制新冠肺災疫情的蔓延势头。意大利总理孔特3月17日对欧盟领导人发出警告称，新冠病毒正在欧洲引发一场社会经济海啸，没有哪个欧盟国家可以幸免。法兰西24电视台说，目前，意大利正遭受一场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卫生危机的最严重打击，疫情在美洲扩散速度也在加快。眼下，对中国的批评也不得不偃旗息鼓。守望相助，我们在期待疫情消散的同时，也希望弥漫在“他者”眼中的歧视和偏见也能消散。
三
生物界的“蝴蝶效应”同样适用于社会领域，即个体的行为能够产生更大范围内的影响。当个体流动于各种可能的小众、大众、弱势、强势、共同体、他者、资源上游、异质空间时，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结构关系网络中每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
疫情中自杀的养蜂人，连遭多重重击，他和蜂群等不到春暖花开，被埋葬在这次疫情里。蜜蜂，从蜂农层面而言仅是经济收益的来源，但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蜜蜂却是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环。国际上有一个知名的预测，说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将最多只能存活四年。进一步的蝴蝶效应就是：往往出现在人民餐桌上的很多食物，都会因为蜜蜂数量减少而大幅度涨价甚至无法正常供应。不同物种间的关系网络复杂而精密，当代的社会分工也是如此，当个体的职业与生命、与他人、与无穷尽的远方相联系时，使命感和价值感就会油然而生，个体的意义也变得更为深远。
图片来自于大仁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漫画
在分工程度如此精细化的今天，个体无法孤立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结盟是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之一。滕尼斯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性的学说，“认可”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人们相互认可，建立联系，便是社会性行为，若互不来往或相互斗争，便无社会性可言。正如《共产党宣言》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摧毁了所有田园传统，“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在日常语言中，共同体一般指若干个体的有机组合，通常有共同特征。共同体的范围可大可小，滕尼斯把共同体看作观念、价值观、情谊，还有财产的结合体，包括血缘（亲属）、地缘（邻里）和精神（友谊）共同体，是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往往是自然而然，或是命运使然。在中国古代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们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的一种力量。在科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我们依旧有无法掌控的事情，正如现代量子力学认为未来是不可预测，而且也承认严格的因果律。个体间相互依赖，需要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相依存的共同体，国家与个人也一样需要朋友。国家并非抽象的概念，它是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是每一个人支撑起来的国家，只要每一个人都像个人的样子，国家必然会像个国家的样子。
生活在共同体中，如何处理好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一项重要议题。崇尚自由，但不能局限个人的自由，不能承认个体为谋取利益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提供合法性。强调利益，但不仅是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在个体关系密切的今天注定是短期利益。但也不能忽视个体的重要作用，防控疫情的阶段性胜利，离不开在灾难面前我们有统一的意志，快速的响应，勇于奉献和牺牲自我的精神，在一线，每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每一位保护周边环境的清洁工，每一个奔跑在路上的快递小哥，每一个做好防护、待在家中的老百姓……都值得赞扬，疫情中的每个“我”做到了，那么“大家”就都能做到，所以，不需要小看每一个个体的力量和存在。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在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减贫、环境污染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次疫情更是充分体现了大国的气魄和担当，故而有必要超越“小康”追求的一己之私、一家之利，而以“天下”观念的神圣性来共同合力推动并实现“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基，就在于尊重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追求可以获得普遍接受和长期持守的共同价值。只有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形成才有可能，人类也才会有继续往前发展的希望。
这场疫情带给世界的挑战是深刻的，我们每个人的确应当静下来思考：
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要去向何方？
面对疫情的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在利益目标一致时，需要将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看作一个生命共同体，把国际社会看作世界大家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接挑战、守望相助、共同发展。“人类一体，地球一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必须维系共同的存在。在今天全球政治、全球经济、全球网络、全球生态的“地球村”现实处境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人类面对整体的生存还是毁灭，更应义无反顾地朝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大目标迈进。
（作者简介：葛艳玲，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