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期间从中国武汉开始并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大量病例的新型冠状肺炎流行性疾病，给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应对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国政府启动了国家一级响应机制，不惜采取停工停产，甚至大范围限制人员流动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疫情对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带来的损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次疫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承受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源自中国武汉的这一次公共卫生事件，得到了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倾力相助，也得到了世界上其他很多地区以各种不同方式提供的资助。这些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组织、不同个体提供的帮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建构积极外交关系、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新型伙伴关系建设的成果展现。但我们也看到在全力投入抗疫的过程中，谣言也通过各种公众能够接触和看到的媒体，尤其是几乎每人都能接触到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给全球人民的疫情阻击战和网络空间的内容生态的净化，带来了持续的冲击和破坏。这些谣言就像病毒一样，损害了全力抗疫过程中的政府、企业组织和个人的形象，误导了民众的注意力，对全国乃至全世界合力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的壮举带来了不小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际上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全力打赢新型肺炎阻击战，同时也需要对网络谣言治理持续发力和关注。谣言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各文明社会必有的衍生品，无论是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古罗马，还是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法典，都有关于惩治谣言的具体条款。近现代出现了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之后，由于谣言的盛行及惩治谣言经验的不断丰富，综合性且成体系的诽谤法典也越来越成为现代各国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的到来，又因为能使谣言的传播效果成几何级数增长和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匿名化等特点而加大了谣言治理的难度。这次疫情期间，存在种种有利于制造、传播谣言的条件，比如疫情涉及范围之大和刚开始时武汉及湖北政府应对的不力，比如正值中国人的传统节假日期间全国人民都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围观等。在这些原因当中，有一个最宏大并且也可以对几乎所有谣言都有解释力的原因，便是中国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最集中的焦点，便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模式引发了近现代以来以文明最高层级、最高形态而自居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全面敌视。在疫情向其他国家蔓延并同时引发了这类与美国在社会制度上类同的国家的抗疫机制启动之后，中国抗击疫情的模式、效率等，也立即成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大多数谣言都能直接或间接指向这次疫情的中国政府，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借这些疫情给他们提供的机会，试图通过正面和埋伏在中国的代理人“谣翻”中国的图谋。在大量针对政府的谣言制作、转发和传播的过程中，这些谣言也得到对中国近年来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尤其是互联网内容监管政策不满的大量自媒体用户的推波助澜。它们一方面想借此次疫情形成对体制或大、或小的反击之势，另一方面，也在借这些疫情、借在一线牺牲的李文亮医生们的“悲惨”遭遇为自己导流、为自己背后的商业利益诉求穿上“正义”的外衣。而春节期间大家都有时间围观的现实，也为这类谣言能够形成一时之势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只要秉持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的工作思路，只要中国的各项抗击疫情的工作能够逐步转入正轨，这些谣言就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人民群众就不会被这些谣言带到“沟”里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在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可以轻轻松松地过自己的日子，相反，中国在疫情过后可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其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模式之争，也即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以及中国与美国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都会长期存在。中国除了要打赢这场抗击疫情的战争，还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做好各项硬工作，即持续发展和全面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也需要做好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和网络思想阵地的建设工作。任何时候都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谣言治理，在互联网时代，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谣言，尤其是对整个抗击疫情工作和中国社会的综合治理工作有可能形成实质性危害的政治类谣言来看，在疫情暴发的前期阶段，各种政治类谣言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形成一定的小气候，产生一定范围的影响，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许多关键问题的处理上，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真相的需要、对政府必须在重大突发事件必须避免不必要的人为错误等，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抗击疫情工作向纵深发展，尤其是随着政府各项硬核措施的逐步到位，随着与疫情有关的信息透明工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逐步展开，互联网上的言论生态才逐步回复正常，而各种势力借疫情，尤其是借李文亮医生之死试图挑起政府和民众全面对立、国内外势力想借机搞颜色革命的企图，才逐渐没有了下文。疫情期间的谣言治理，政府发挥好作用，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做的好，是民众情绪的稳定器，是谣言，尤其是直指社会制度和执政党合法性的政治类谣言的粉碎机。政府不仅要做好，还要让百姓知道政府在认真做、政府在有条不紊地做，政府也需要全国人民的通力配合。只有上下同心、才能打赢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在政府与社会各界形成抗击疫情的铜墙铁壁过程中，主流新闻媒体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流媒体是党和国家的传声筒。主流媒体能够主动发声，能够发好声并赢得尽可能多的受众，党的事业，包括抗击疫情的事业就能有更好的群众基础，网络空间的生态就能够有向善向好的持续不断的内容基础。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次抗击疫情中主流媒体的表现在许多环节都差强人意，在这两年媒体融合过程中被国家寄予厚望并得到国家政策充分眷顾的主流媒体，正能量宣传报道的作品不少，但能够被大家在最主要的互联网信息平台广泛传播的，几乎不见踪影。这中间甚至出现了个别中央级网络媒体把经过港独分子编辑过的钟南山院士接受采访的视频直接拿过来在平台上转发，丧失新闻人的基本职业操守，遭到广大网友痛骂。也有的主流媒体在不了解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将地方公安人性化执法，比如应当处以治安拘留的聚众赌博人员换成抬着麻将桌子走几公里的现象，当成公安野蛮执法的案例予以狂批，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法律、人权的卫道士。主流媒体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说明，主流媒体的建设，尤其是队伍建设，还需要下很大的力气。党管媒体和媒体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向党中央看齐的意识都需要加强和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广大互联网用户，虽然多数容易被谣言带偏，容易成为境内外精心炮制的谣言的传播者，但在广大互联网用户当中，也有大量能够主动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媒介素养，或主动参与辟谣，或利用平台提供的举报机制进行举报。在这次疫情期间，中国网民表现出了很高的素质，出现了一大批专业或具有专业水准的“谣言粉碎机”，也出现了大量机警的“朝阳群众”。它们或者亲自参与辟谣，或者督促平台落实具体的管理职责。它们与官方组织化媒体的辟谣平台一道，在谣言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事实证明，这些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监管机构倡导并引导企业构建的一系列基本规范，比如要求平台与用户明确相互间权利义务，要求平台建立健全平台监督举报机制的要求，使谣言治理成为有广大互联网用户参与的一场“人民战争”。在今后互联网内容治理、谣言治理过程中，这种机制在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的同时，希望继续在谣言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亿万互联网用户使用少数互联网服务商提供的服务，使得监管机构在对谣言这类严重危害他人声誉、信誉并有可能给社会公共管理带来严重后果的谣言和其他类非法有害信息的时候，更需要将注意力放在互联网内容平台上，即为亿万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各类互联网公司的身上。通过平台责任的一步步细化和落实，让平台通过管理好平台上的用户制作、传播和分享信息的方法，实现监管机构对平台内容生态治理的基本要求。谣言在疫情期间的大量传播，与平台责任履行的严格和充分程度有关，与平台是否能够通过严格的内容管理将谣言有效减少或限制其产生更大的传播效果有关。而平台要想做到内容经营方面的风清气正，不止是在疫情高发的时候，还应当在平时的经营过程中练好内功，以确保出现疫情这样的意外情况时，能够对大量破坏性强的谣言进行及时处置，使制作、传播谣言的个体或机构没有可乘之机，使平台上的内容生态能够保持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这次疫情中，不少平台尽管对谣言的处理频频出手，也注意及时根据不同的情况对涉及谣言的用户进行处置和对其他用户的引导，但还是在控制谣言的源头方面、在对待团队化操作的谣言，尤其是境外反华组织精心制作的谣言方面，表现出处置不够及时，不能从源头上及时予以围歼的问题。这反应出平台在认真落实国家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实名制方面，在认真按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提出的分级分类管理的基础上，杜绝谣言或已经被平台处置过的有劣迹的用户的“借尸还魂”。平台虽然也会定期出台对恶意散布谣言的个人账号和组织账号的处置方案，但落实网信办系列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在疫情结束之后，无论是大型的信息上传、分享和传播平台，还是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为代表的监管机构，都需要来一次疫情期间互联网内容治理的回顾、总结与提升。从平台角度来讲，近年来，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平台认真落实的平台责任里的一些详细要求，比如实名制、分级分类管理、谣言的智能化预判和智能化处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何通过加强人工审核的方式来予以不断完善，一方面堵住谣言生成、传播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及管理漏洞，另一方面为下次“疫情”的到来准备更详细、更完备、更合理与科学的方案，减少和杜绝突发事件期间可能对社会治理、平台内容生态治理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风险。（作者简介：王四新，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
